元末大夏政权述评

在元宋农民大起义中,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受徐寿辉之命,率兵由湖北沔阳进入四川,后来以重庆为都建立了大夏政权。过去的史料记载中,有关大夏政权的史实说法互异,彼此抵牾,很难辨明孰是孰非。1982年3月,在重庆市江北区发现的明玉珍衣冠塚里,出土了一块墓碑,名曰《玄宫之碑》(下简称碑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明玉珍一生的主要活动。碑文撰写者刘桢,官居大夏政权“金紫光禄大夫、少傅、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属当时人记当时事,可视为信史。本文依据碑文,参以其他史料记载,对大夏政权加以述评,就正于史学界。     

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附录《玄宫之碑》碑文

去年三月,在重庆市江北区掘出了元末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曾在重庆建都立国的大夏农民政权创立者明玉珍的衣冠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块《玄宫之碑》,碑文长达一千:余字(碑文附录于本文后,由笔者标点)。从碑文记载看,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中所列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有着重大的讹误。本文依据碑文并参照有关史料,就这个问题进行考辨和订正。     

论西夏党项遗裔进入中原的时间

濮阳《唐兀公碑》、浚县《魏郡伯墓碑》是我们研究中原地区西夏党项遗裔的重要史料。从《唐兀公碑》和《魏郡伯墓碑》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西夏党项遗裔进入中原地区的时间既非"元朝灭掉南宋,混一宇内"之后,也非襄樊战役中的1273年,而是在蒙哥汗时期,这成为以后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新起点。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校读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对研究唐代中期西域、河西地区的民族关系,敦煌地区的行政设置,郡守官员的任命等同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许多学者都对此碑有过识录.由于年代浸远,碎石破损严重,残存文字漶漫不清,以致各家录文多有讹误,甚至有错简之处,从而对此碑的研究造成许多不便.有鉴于此,本文依据《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原石对碑文重新进行标点断句,逐字识读,并参照前贤录文进行校勘,以期使之能够对西域历史及敦煌学研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贵由汗之子禾忽家族史事考略——基于波斯文《五族谱》的考察

禾忽是贵由汗幼子,《元史》及《史集》中均有其世系信息。本文结合波斯文、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对禾忽及其子秃鲁、脱克蔑的活动进行梳理;区分史料中对脱克蔑与其同名之子、禾忽之孙脱克蔑的相关记载。在此基础上,探讨波斯文史籍《五族谱》中出现的同母兄弟"脱克蔑"与"秃黑鲁"之身份。通过对禾忽家族三代人的考察,分析窝阔台汗国在元朝中期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     

汪兆龄与大西国的失敗

自来对张献忠这支农民军及其后来建立的大西国的活动,是较少注意的。原因之一是史料的缺乏。晚近发现的重要史料《纪事略》,在记载大西国史事方面,颇可补《蜀碧》等原有材料之不足。此书为上海图书馆发现和收藏,由中华书局作为《晚明史料丛刊》之一种,与《甲申纪事》、《恸余杂记》、《南忠记》合为一册,于1959年出版。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通史》正误二则

利用相关史料进行印证、分析,认为《中国通史》关于王昭君及汲冢书考证之记载有误,并对其进行了纠正。     

《三国志》郑宝史料辨析

郑宝的史料问题有二:一、郑宝是想驱略百姓到江南去的“扬州盗贼”,还是为万民拥戴的地方领袖。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魏书.刘晔传》和《吴书.鲁肃传》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后大多数史家就二者孰是进行辨析,结果都是赞同《魏书》,否定《吴书》。其实,《魏书》成书早于《吴书》,从《吴书.鲁肃传》刘晔给鲁肃的信上看,郑宝是江淮地区为万民拥戴,并被刘晔、鲁肃折服的地方领袖。二、《魏书》所记刘晔生平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关于郑宝史料问题上,《魏书》的记载不准确不可信,《吴书》的记载准确可信。     

王士禛诗文集的删定与清代文字狱——碑刻所见王士禛集外诗的史料印证

今陕西汉中市勉县武侯祠保存的《阮亭题诗碑》题有王士禛《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传世王士禛诗文集都未收录.此诗系王士禛于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一日谒沔县诸葛武侯祠时所作,晚年感觉到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故删去,未收入其诗集,《熙朝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印证.通过《日下旧闻考》删诗和《列朝诗集》被禁毁两例事件,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被删的原因.结合诗歌押韵和格律形式,可以断定其首句当以《阮亭题诗碑》所录为是,《熙朝新语》卷二所栽“青”字当作“侵”.     

赤壁战役时间考论

赤壁之战“十月”之说 ,既与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爆发前的“盛寒”季节不合 ,又与曹操战前在江陵逗留许久等情况矛盾 ,难以成立 ;“十一月”之说 ,部分受《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影响 ,且不明该年有闰十二月 ,以致折中于《三国志》记载与孙盛的疑问之间。孙盛《异同评》之误解 ,乃因不明纪传体史书中纪、传的不同功能及叙事方法所致。赤壁战役发生时间 ,陈寿《三国志》、袁宏《后汉纪》记载的“十二月” ,准确可信。由此为赤壁之战研究中有关分歧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利用楚简校读《左传》一则——“陈公穿封戌”辨疑

《左传》记载了楚大夫陈公穿封戌擒拿郑将皇颉,王子围与之争功的故事,但《史记》却记载陈公为公子弃疾。由于史料不足,学界对相关传世文献中"陈公"之记载差异等问题关注不足。上博楚简《申公臣灵王》可与《左传》对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释证,为厘清相关史实提供了新的思路,《左传》"陈公"乃"申公"之误,"申""陈"二字音近互通,左氏把申公事迹混淆到了陈公身上。     

《平山神祠碑》旧释建丞属国应为遼丞属国考

《平山神祠碑》是研究东汉文字、遼东属国和朝鲜古代史的珍贵史料.作者考证此碑刻立于东汉建武九年.是年之前东汉政府已在现今的朝鲜设置“遼丞属国”并派“会使”.遼丞属国可能先于遼东属国而存在.旧释“建丞属国”应为“遼丞属国”之误.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吴芾、王十朋诗辑佚二首

吴芾佚诗一首 宋林表民编《赤城集》收吴芾《朱氏旌表门闾碑》一文记载,淳熙二年(1175)孝宗以太上皇高宗寿登七秩,赦告天下,旌表孝行节义著于乡闾者,台州守臣尤袤奏临海县贡士朱伯履妻陈氏之节行于朝,次年诏陈氏特封安人,旌表门闾.     

古滇国始末小议

现存滇国史料,既无开国故事,又无王族世系,滇王之名亦仅存庄蹻、尝羌二人,滇国始末更无记载。我们所说的滇国,是指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存在于滇池地区的奴隶制政权而言的,并不拘于其统治者是甚么民族。以此立论,滇国之始当早于庄蹻王滇,依据如下: 从史情看,第一个记滇国史事的司马迁在其《西南夷列传》中说,庄蹻“以兵威定属楚”,“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里的“俗”主要指的是政治制度,即奴隶制。正因为有奴隶制政权的存在,庄蹻才须“以兵威定”,他显然不是滇国的第一代王。     

葛逻禄研究概述

葛逻禄作为一古代部族,其名称在汉文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如歌逻禄、哥逻禄、葛逻禄、割禄、割鹿等,蒙古元朝时期,汉文文献中多记为哈刺鲁、合儿鲁、哈儿鲁、匣刺鲁、柯耳鲁、哈鲁、哈刺奴、罕禄鲁等.本文所述的葛逻禄系指蒙元之前的葛逻禄部族. 从公元7世纪始此部族以"三姓葛逻禄"之名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至元朝灭亡后逐渐不见于汉文史料记载当中.公元7至10世纪相关葛逻禄的史料除了汉文史料、碑铭资料外,还有部分穆斯林史料可资利用.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汉地正处于宋、辽、夏、金的分裂时期,汉文史籍中关于西域各部族的记载非常有限.值得提及的是撰于10世纪末北宋太宗时期的《西天路竞》①及王延德出使高昌后所撰的《西州使程记》②中存有"割禄"、"割鹿国"的记载.此一阶段的西域中亚地区相继受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王朝统治,相关的穆斯林史料相对丰富一些.受限于葛逻禄相关史料的匮乏,国内外学者中关于葛逻禄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但在关涉天山地区诸突厥语部族如突厥、回纥/回鹘以及喀喇汗王朝等问题的探讨时,不可避免地要论及葛逻禄.     

兰溪琉球墓碑考释

《光绪兰溪县志》记载:“国朝琉球国使墓??在北乡邑厉坛.康熙三十年国使奉命入贡,经邑卒,因葬此.碑镌首里府??力向氏岙滨亲云上之墓     

《元史·哈剌?传》献疑及其史源探讨

《元史·哈剌?传》是研究元人哈剌的基本史料,但多有缺误,元人碑传资料可以补正《哈剌?传》的若干问题。一般认为元人碑传为《元史》列传的一个史源,但具体到《哈剌?传》,经比勘后发现本传史源并非《巩国公谥武惠合鲁公家传》及《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而有可能出自现已失传的元代《后妃功臣列传》。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二)

本章译文详实地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在藏族各地建寺、修法、传教等活动,特别是记载了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在门域拓仓(dom-tshang)修行之时的施主门域王札彤之后裔摩那、臧米、噶杂惹、嘉噶德等部落以及门域王顿珠前来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敬献有无数礼品.门域王顿珠将其一子赐予法王,请求法王在门域建寺.从记载看,元明时期门域地区有东门域和西门域之分,而且都由门域王统治,当时由历任噶玛巴活佛担任历代门域王之上师.这些史料对于解决我国与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纠纷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充分说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此外,本章译文尚记载了此时佛法颓废,修行者甚少,大多数人只图有佛教之名而非实际修行,甚至有一些贤哲也建有虚假修行地等情况.尤其从本章资料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和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益西共同开始向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进行斗争,直至后来禁止哲蚌、色拉二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拉萨大祈愿法会,改由桑浦寺僧人或噶玛派僧人来主持拉萨大祈愿法会.这样,一方面打击了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之声望;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之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