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诡辩论的本质、形式及其根源

在人类历史上,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成为通向诡辩论的桥梁。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往往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尤其是在每一次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诡辩论几乎都会以某种形式重现于世。诡辩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主要有哪些理论表现形式？造成诡辨论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何在？本文拟从这方面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大家。一、诡辩论的本质提起诡辩,人们似乎并不陌生。在日常交谈和论辩中,不乏持诡辩之辞者。若要把握诡辩论的本质,则当从其词源与概念演变说起。诡辩一词源出希腊语。公元前５世纪前后,在古希腊有一批传授知…     

诡辩论与机会主义

说到诡辩,人们就会想起中国的先秦“名家”学派,想起邓析、惠施、公孙龙、庄周,想起“卵有毛”、“白狗黑”、“鸡三足”、“白马非马”等等的诡辩命题。说到诡辩,人们也会想起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想起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欧几里德、匡布里德、斯底尔波,想起他们的诡辩命题:“撒谎人”、“谷堆”、“秃头”,等等。其实,诡辩论何止古代有,我们的时代也有,不仅有,而且变得更加恶劣、更加狡猾、更加反动了。如果说,古代的诡辩论在反对辩证法上,还不是十分自觉的;那末,现代的诡辩论,不仅十分自觉,而且极力地冒充辩证     

辨证法为什么能充当通向诡辩论的桥梁

<正>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世界发展和普遍联系的学说,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诡辩论则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变种,因此,从根本上说,辩证法与诡辩论历来是对立的。然而,在生活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是:辩证法滑向诡辩论。追溯起来,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那里也发生过。所以列宁明确指出: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列宁全集》第22卷,     

“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诡辩吗?

在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上,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辩证法最富于代表性的命题;而他的学生克拉底鲁的“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是诡辩论.我认为:赫拉克利特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克拉底鲁作为最早的诡辩派代表都毋庸置疑.但就这两个“踏进河流”而论,都不能成为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代表命题。     

哲学辩证法的真经失传与本质还原

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学术中,一方面人们高举辩证法的大旗,另一方面辩证法的敌人——“变戏法”和“教条主义”,实质上也就是哲学诡辩论和独断论却泛滥成灾?这是因为辩证法的本质和原初意义长期处于失传、失真、被遗忘和被异化的状态,辩证法被泛化扭曲地理解为“客观规律学”,并进一步被异化地理解为排斥了质疑与批判的科学真理体系。辩证法是哲学发展的高级形态,对话、辩驳才是辩证法真实的外在形式,批判与革命是它的内在本质,诡辩和独断是它的真正敌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实现辩证法的本质还原,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再学习和再认识。     

从庄子《齐物论》看辩证法和诡辩论

庄子《齐物论》的确含有不少辩证法因素,但到底还是滑向了诡辩论。弄清庄子的辩证法是怎样滑向诡辩论的,这对于我们自觉坚持辩证法反对诡辩论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庄子《齐物论》看辩证法和诡辩论

庄子<齐物论>的确含有不少辩证法因素,但到底还是滑向了诡辩论,弄清庄子的辩证法是怎样滑向诡辩论的,这对于我们自觉坚持辩证法反对诡辩论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概念的灵活性

概念的灵活性是辩证逻辑概念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从辩证逻辑的观点看来,概念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总结。客观世界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是辩证地发展的,不是凝固不动的,因此,每一概念也必然是矛盾的、运动的,也就是说,是灵活的。这样的唯物主义地对待概念的灵活性,就是列宁所说的“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辩证逻辑关于客观地应用概念灵活性的理论,不仅在于反对把概念看成是某种没有内部矛盾、没有发展变化的僵死的形而上学,而且也反对脱离客观现实地主观地应用概念灵活性的诡辩论。诡辩论者表面上似乎也反对形而上学而承认概念的灵活性,但是,他们却又把概念看成是纯粹主观臆造的东西,看成是什么“主体自由创造、发明”的结果,什么根据“境迁”而自由选择的为“实际行动”服务的工具,等等。总之,他们根本否定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内容,否定概念的任何确定性。这样一来,在他们那里,概念的灵活性就成为进行投机和欺骗的工具,成为通向诡辩的桥梁。正如列宁所说:“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应该指出,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里,曾着重地分析了概念的灵活性。黑格尔并在说明概念自身的灵活性的同时,批判了企图从某一概念的外在方面找根据来说明概念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他猜测到了辩证法要从事物矛盾分析中找根据,而诡辩则是“依据未加批判和反复思考的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发的议论”。黑格尔的这些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地从脱离物质世界的纯概念的逻辑推演中提出来的,然而他却正确地指明了概念的辩证灵活性。列宁在批判地吸取黑格尔关于概念灵活性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关于概念的理论。因此,正确理解辩证逻辑关于客观地应用概念灵活性的理论,划清客观应用这种灵活性和主观应用这种灵活性之间的界限,亦即辩证逻辑和诡辩论的界限,揭穿诡辩论者的一切阴谋诡计,就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列宁论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

由于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对立与斗争历来是哲学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大肆兜售折衷主义、诡辩论,把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下贱的诡辩术”,所以,列宁在1914——1915年潜心研究哲学、创作《哲学笔记》时,把辩证法与诡辩论的     

《墨经》中有关原始诡辩学说的一个材料

古代中国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学派,近来大家都称为“诡辩学派”。但“诡辩”两字同样适用于纵横家,例如《史记》称张仪“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把惠施、公孙龙列入“名家”,但列入“名家”的也还有不务诡辩的《尹文子》。可见“名家”和“诡辩学派”两个名词用来称呼惠施、公孙龙这一学派都有范围过宽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