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我”和“吾”

上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 ,各代词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学术界甚感兴趣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古今学者进行了多方探索 ,提出了种种见解 ,但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1] 其中“我”、“吾”、“女”的关系更因胡适和高本汉的有关论著而成为问题的焦点。[2 ]1918年 2月 ,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吾我篇》和《尔汝篇》 ,[3] 首次较为全面地从语法角度考察了“我”和“吾”、“尔”和“女”之间的区别。其中关于“我”和“吾”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一 )“吾”用作主语、定语 ,不可用作宾语 ;(二 )“我”用作宾语、定语 ,有时…     

談詩經“月出”篇答王季星先生

我对于詩經陈風月出篇的解釋与旧說大不相同。王季星先生看到了拙作“詩經引論”和“詩經选注”,針对我的論据,提出批評,因而他的批評比較具体而深刻,这是更值得欢迎的。但是他的批評僅僅是發揮了旧說,似乎还未能够推倒我的說法。此詩的第二章:“佼人懰兮?标懙旅鹘浀溽屛?“刘本又作懰”腋葑鳌傲酢钡墓疟?根据“刘”字的本义是“殺”,來理解此詩。王先生根据張揖埤蒼“刘”字作“嬼”而解做“妖”,又举玉篇廣韻等書为証,从而得出这样結論:“可見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詩經“月出”篇的另一新解

自从高亨先生对于詩經“陈凤”“月出”篇提出新解以后,展开了热烈的討論,我已讀到了好几篇有关解釋問題的文章,各有各的看法与說法,意見还没有取得一致。詩經的研究,本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我以为只凭个人有限的学力,想一次把某一作品作出很全面很正確的解釋,是有困难的。最好根据各人研究所得的見解寫出來,平心靜气,实事求是地大家進行讨论,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诗的主題,“毛詩序”說它“刺好色也”,朱熹的“詩集傳”說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辞”,闻一多     

关于“词匠”问题

质疑前读本年十一月号“文史哲”所载“批判胡适词选中错误观点”一文,作者黄公渚先生对资产阶级买办文人胡适在他的词选中用“词匠”一词来眨低宋末元初的词作时,给了严厉的驳斥,他说:“就他(胡适)所谓‘词匠’的定义来看,匠字乃是一种专门模做不会创作,无生气的东西,这是何等污蔑劳动人民的口吻,事实证明,集体劳动,集体研究,连用集体智慧,生气勃勃的推陈出新,提高技术水平,从事天才的创作,不是别人,而正是劳动人民。”我当时对这种驳斥,感到很满意,可是,今天我又获到一篇文章,这是“谈诗的技巧”(苏联:伊萨可夫斯基著)中的第二篇,题目是“读苏联的歌曲”。这里有一段说道:“第二个原因是从第一个原因中产生的,它就在於:既然‘走音乐的道路’最容易‘人选’,那末,许多被刊物     

曹操“短歌行”试解

最近在文学遺產上看到刘射先生評“乐府古詩”的文字,其中提到徐澄宇先生解釋短歌行一篇,說是曹操思念刘备之作。刘射先生認为这样解釋,沒有歷史根据,不合乎詩意。随后徐先生的反駁說:“从前人对这詩有多少推断和理証,我是有点根据的”。徐先生所根据的究竟是怎样的推断和理証,未敢悬揣。玆就我平时对此詩的理解,写了这篇試解,確当与否,自不敢必,愿意提供大家討論的参考。短歌行一篇,在我看來,是曹操詩歌里一篇最有代表性的“言志”之作。全詩的思想情感,是表現了他对于統一事業不能完成而生的憂郁,和虽未完成統一,并不灰心,仍要積極進取的豪迈心情。詩的主要思想,还在積極進取一面。这样說,是根     

談談“非攻”

“非攻”的学说是墨子首倡的。墨子生于春秋战國之际,当时正是奴隸制的生產关系快要崩潰,过渡到封建制的时期。大国兼并小國和各国间的彼此攻战都非常頻繁和激烈。墨子为了反对这种侵略和兼并,因此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墨子“非攻”的理由主要是認为“攻伐”是“不义”的。他說:“殺一人謂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非攻上)又說:“今至大为攻國,则弗知非,从而譽之謂之义,此可謂知义与不义之別乎。”(同上)为什么“攻伐”是非     

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鲁迅先生和外国文学

一在研究魯迅先生生平和作品的文章里,專門談魯迅先生和外國文学关系的还比較少。据我所見到的,除了雪峰同志在1949年4月所寫的一篇很精彩的“魯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以外,別的好像就不多了。这种情况是不很好的。因为在魯迅先生的一生革命文学活动中,他曾不断地接触过許多國家的作家和作品。我們甚至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譯外國文学作品的“域外小說集”开始的。其后,在他不断地創作与战斗的年头里,他始終不忘記把有益的外國文学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不忘記叫人注意翻譯工作。1919     

论胡适早期诗歌的思想价值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怎样正确评价他的早期诗歌和他的《尝试集》,一直是文学评论界关注的问题。有的论者认为“《尝试集》中有不少的篇章抒写的都是诗人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没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思想陈腐,情调低沉,内容反动,与‘五四’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对这个论断笔者不能苟同。本文试就胡适早期诗篇的思想价值作些粗浅的分析与论述,以求对它的社会意义有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估。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谈到他早年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     

略評“曹操”——並揭露王仲犖先生的剽窃行为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向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不过很多人只知道小說或戏剧中的經过艺术加工的曹操,而根据历史記載,曹操究竟是何等样人——对此并不怎么了然。应該承認,这两者之間是有区別的。在文学艺术領域里,曹操是奸訐的典型、是个十足的坏人。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曹操,却不能完全否定他。用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估价曹操的功过和他的历史作用,曾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王仲犖先生就钻了这个“客观需要”的空子,于五六年十一月出版了“曹操”一書。虽然他也为自己提出給曹操以“恰如其分的适当的評价”(見     

“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一“按劳分配”还能不能发揮积极作用关于“按劳取酬”的問題,近来颇有些爭論;这爭論大体上是随农村开始实行“部份供給制”展开的,等到城市工人也提出要取消“計件論资”之后,对“按劳取酬”的非议就更多了。曾經有一个时期,“按劳取酬”被說得好象是就要完結其历史使命的东西;甚至被說成是从来便不該有的东西;这是片面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应該指出的是:某个制度是否合理和是好是坏,是一个問題;某个制度是否会成为客观存在,又是另一个問題;把“按劳取酬”說得再坏些,也并不等于这个制度就該馬上消灭。     

从《国语文学史》到《白话文学史》

每讲到胡适,不少人都知道他的《白话文学史》,却不甚了解他在此书之前,还有一本《国语文学史》。《国语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的前身。1921年冬季,胡适应邀在教育部主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当时他“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     

坦坦荡荡说“无用”

在中国人心目中,普遍将“无用”看成一个非常糟糕甚至非常可耻的事情。父母骂考试成绩不好的孩子、老婆骂挣不来大钱的丈夫,常用的句型之一就是：“你这没用的东西！”推而广之,学者通常也最怕别人说他弄的学问是“无用”的。特别是那些弄没有“经济效益”的学问的学者,你甚至不能问他“你这成果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当心他和你急！他会怀疑你问这样的问题心怀恶意。我有不少朋友,在填表（申请课题、评职称、报奖之类）时遇到表中“经济效益：×××万元”这样的栏目时,就感到自己矮了一截,甚至好像受了某种侮辱。他们问我怎么填…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

間题的提出六百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人怀疑‘吾’与‘我’有区別。元代赵德在‘四書箋义”一書中写道:“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清代楊复吉在“梦闌琐笔”里,俞樾在“茶香室叢鈔”里,都同意赵德的見解。认为“吾”与“我”,“分別甚明”(楊复吉語),“其語似复而实非复”(俞樾語)。这种見解,由于缺乏有力的科学論据,故未曾流行,仅仅得到少数人的欣賞、附和而已。     

荀孑教育思想中的“注错”和“积靡”

荀子从其性恶論出发,論証了化性的可能性,并指出了由恶轉化为善的基本过程;在这个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指出了促使这个过程轉化的基本途径。他說: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积)也者,非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錯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貭”。(《儒效》) 在这段話里集中的反映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教育观的光輝;习俗能够改变志向,积久的努力能够改变人的本貭。荀子在这里提出了他的教育学說中的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注錯”或“漸”,一个是“积靡”或“积”。荀子这两个专門术語,如果用我們现代的术語来說,即是环境的影响和人的主观努力学习的意思。荀     

胡适四十年来反动政治思想的批判

一、胡适如何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 胡适有几句极其荒谬的话,用来掩饰他那“不受人惑”的骗术,并且希望青年们也遵照他那一套谬论去实践。他在一九三○年所做的那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曾经的说道:“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就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肌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科学)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致於被人家蒙眼睛牵着鼻子走。”胡适所以说这些话主要目的,是在劝导人们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     

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一胡适在一九三五年,为了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作一总审查”,他编了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在这个《建设理论集》里,共收了五十篇文章,而胡适自己的占了十九篇,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胡适个人的功绩占了总成绩的五分之二。而且,在这论集的卷首,以胡适自己的自傅“四十自述”中的一章——“逼上梁山”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的引子”,竭力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胡适傅记中的一个部分,离开了胡适,就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导论”里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说服人们相信:胡适的自傅“逼上梁山”一章,“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它用“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的傅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他所以竭尽一切方法来渲染他个人对交学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无非是要使人承认:胡适在这个运动中的“友难”和领导的地位;同时也就是要人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     

对《思想操练》中的两个问题的看法（二篇）

鲁迅署笔名发表文章是否就是不负责任(之一)在鲁迅研究专家眼里,可以说,题目上的这十几个字,应该说已不是“问题”,甚至显得俗气、可笑,以至于我现在用它来“做文章”,也感到有点“没有必要”。但既然如今有些学人们还在继续“议论”,我就又觉得再来说一说,也并非特别地多余。大约是随着“胡适热”而对胡适研究的深入,需要找参照,需要对比,而能与胡适做对比、与胡适相互做参照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除了鲁迅,还真不多。于是,研究越深入,对比也就越细腻,到现在,一直细腻到了要比较两人发表文章是否用真名上来了,即胡适发表的文章全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