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简述了效率与公平的涵义 ,重点阐明了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及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 ,兼顾公平的可能性和对策。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基于中国农村土地所特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按照“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设计的,该公平中含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在某些方面严重损害了效率,并且该公平是十分有限和狭隘的,从宏观而言并不公平。为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应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重新塑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效率优先”就是坚持生产力发展优先,就是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中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局公平。     

论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效率公平观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难题之一,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重视公平,不放松效率;邓小平重视效率并以此来推动公平;江泽民明确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胡锦涛总书记倡导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他们都契合了当时民众对公平和效率的基本诉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     

邓小平对毛泽东公平效率观的新拓展

公平效率观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公平效率观作出新的拓展 :其一 ,提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找到了实现公平的物质依托。其二 ,主张以效率促公平 ,发现了达到“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根本途径。其三 ,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确定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实现方式     

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七大——分配视角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按劳分配是我国唯一的分配原则，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公平”；之后，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逐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先后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还首次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是贫富差距过大，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倒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地区收入差距过大。鉴于此，中共十七大对收入分配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大兼顾公平的力度，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论邓小平的效率与公平思想

效率与公平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效率与公平,从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思考是其理论思维的重要特色,他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辨证统一关系。因此,在分配原则的选择上,不宜再提“效率优先”,也不宜提“公平优先”或“兼顾效率与公平”,“优先”或“兼顾”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致力于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我国“转轨”时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兼倡“效率优先,增进公平”

“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转轨”时期公平问题更加突出。十四大文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起了重大历史性指导作用,但这一提法也有不足之处,把“效率”和“公平”看成两码事,看不出其间正面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我们不仅应继续倡导“效率优先”,而且应正面面对效率—公平关系,笔者倡仪采取“效率优先,增进公平”的提法,即表明“效率优先”是发展经济、增进公平的前提,而“增进公平”则是“效率优先”的目标与归宿,是政府为弥补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缺陷而努力(通过再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及义务。     

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

我国“转轨”时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兼倡“效率优先,增进公平”黄范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转轨”时期公平问题更加突出。十四大文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起了重大历史性指导作用,这是不容质疑的。然而根据近十年来我国实践经验来看,这个方针性提法也有不足之处,即它虽考虑到导致贫富不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弊端,但仅提“兼顾公平”尚嫌不足,把“效率”和“公平”看成两码事,看不出其间正面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我们不仅应继续倡…     

邓小平的效率与公平观再探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邓小平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必须走“效率优先”的道路,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真正提高效率的要求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决定了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必须兼顾公平。要实现“效率优先”,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权力下放,实行民主管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要“兼顾公平”,则须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加大贫困地区的开发力度,缩小地区差距;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和坚决打击一切非法致富的活动。     

员工薪酬财务公正性测度研究——基于四川省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初次分配的公正性是社会公正的基础.企业财务目标应兼顾价值创造的效率和价值分配的公正性.将人力资本财务理论与财务公正理论相结合,运用“拉克尔法则”的主要观点和相关思想,依据增加额分配理论对拉克尔系数进行修正,提出“员工薪酬财务公正测度”方法.以2007年 -2010年四川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央企”、“地企”和“民企”进行员工薪酬财务公正性测度的验证.研究发现:在四川的央企人均薪酬远高于地企和民企,但人工投入产出低于地企和民企.央企的修正后拉克尔系数高于拉克尔系数黄金值,地企和民企相对较低.央企的薪酬分配高但未起到积极激励作用,地企和民企员工薪酬偏低.     

创建和谐社区应遵循的原则和路径

创建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我们所要创建的和谐社区应该是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社会风尚文明、人际关系亲密、群众安居乐业、治安秩序良好和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型社区.创建和谐社区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完善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队伍建设,实行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自治化运作和坚持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方向.     

论中国古代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和谐”是“儒家思想最高的价值标准”。从“天人合一”、“人我之和”、“人之善群”、“完善人格”、“均无贫、和无寡”五个维度来分析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可以看出:“天人合一”启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人际和谐”启示现代社会要“以人为本”;“群己之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身心和谐”启示人们要塑造当代社会主体的理想人格;“均无贫、和无寡”启示人们要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的实践展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组织"、"经济"、"行为"和"非法控制"四个基本特征。司法机关对同一法律文本的不同解读不仅直接关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圈之大小,而且更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价值的真正实现紧密相关。由于对地方域情的过多考量以及构成要件要素的不当添加,各地司法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基本特征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并因此陷入了司法不统一的现实困境。若欲走出这一司法困境,宜将四个基本特征置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构成中作分类解释,尤其需要尽量释明"规范性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同时注重相关司法经验的合理提升,将抽象立法条文合理量化,从而廓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践内涵。     

中国传统司法功能的价值意蕴与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司法具有“救济”“止争”“制权”的功能,而这些功能都服务于“善”这一价值目标。以“善”为核心,以“天道—善—德”为基本结构的“道德体系”,构成了传统司法功能的价值渊源。该道德体系具体表现为“无私”、“和合”、“易与不易”等观念,这些观念约束着司法的具体运作。在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中,挖掘传统以“善”为中心的司法价值中的有益成分,吸收“情、理、法”融合的司法运作模式的长处,对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民情的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义利观的现代反思

孔子、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其思想可反映出传统义利观的特点: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轻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观是义利并举的,我们既要吸收传统思想的精华,又要放置于全球的语境中。     

荀子荣辱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比较

荀子关于荣辱的界定,先义而后利者为荣,先利而后义者为辱。荣辱分为两类,即“义荣”、“义辱”和“势荣”、“势辱”。荀子认为正确树立和践行荣辱观的途径是教化和法度,是融礼重法。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学习和贯彻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应该和必须坚持“义”的主导地位,实现义利统一;坚持道德约束和法律调控相结合。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不奉诏”乃至于“奉诏不谨”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但在政治运作中,“不奉诏”却有着实际上的生存空间。“不奉诏”可以划分为“军中权宜”、“拒绝任命与赐予”、“为国持正”、“政令失御”等四种类型。它们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为国持正”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异议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古代“开明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当政者对“异议”有较高的宽容度。     

论文化自觉与近20年来的“湖湘文化”研究

当今许多区域文化研究都是基于"文化自觉"而展开.但近20年来,学界对"湖湘文化"的研究,有渐被模糊化、功利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应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在研究领域上将其分为"湖湘学派"、"湖湘精神"与"湖南文化",并在深化研究的同时,去除某些庸俗因素,使其精神内化为湖南社会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