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

后土曾经是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它由古代神话里的神进入正统道教神龛里,变为四御之一,被民间宗教收为老母神,又演变为民间信仰里的娘娘神。本文认为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它至今仍然存活于华北民间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后土信仰具有类型化特点,它以庙宇为依托,以神社为实体,以祭祀和社火的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以神话叙事来体现信仰传承的普化性。后土信仰渊源于古代神灵与祭祀的传统,是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其时间当为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末随着道教走向民间而形成的。     

社会变迁与近世台湾戏神雷海青信仰

明清之际台湾移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各种戏剧纷纷传入台湾.雷海青作为戏神信仰的习俗随之出现.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变迁使戏神信仰被泛化为民间的一般神祗.光复后五十多年里,闽台戏神信仰活动交流不断频繁,其信仰现象颇受学界关注.文章对近世台湾社会变迁基础上的戏神雷海青信仰进行探讨.     

淫祀的悖论——从六朝志怪小说看民间神仙信仰

六朝志怪小说记载了一系列普通人物非正常死亡后,被民众立祠建庙进行祭祀,成为低微的神祇的故事,体现了六朝民间神仙信仰的独特性。六朝民间的造神运动打破了先成仁后成神的主流造神观念,将无德、无能、无功的亡灵捧上了神坛。在这种造神运动中,巫者起了重要作用。在神权话语被政权控制的环境中,民间神祇被定性为淫祀之神。而六朝的统治者们为维持政权稳定,又有条件地接受了民间的神仙信仰,故其将民间神仙祭祀活动称为淫祀,是一种悖论。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及其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影响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表现为多神崇拜和末世信仰。这一模式对中国民间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信仰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其信仰的对象毕竟是属于自身体系内的神灵,而中国民间宗教信奉的对象杂糅了不同宗教体系中的各种神灵。传统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末世信仰是以精神解脱为终的,而以白莲教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的末世信仰则是以反抗和推翻现实社会为终的。     

一个民间信仰的生成——基于福建崇武解放军烈士庙的考察

"解放军烈士"能在崇武成为一个民间信仰,是一个"合力"的过程."解放军烈士"只有在众多阶层的支持下才可能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民间信仰,但同时必须付出被不同阶层赋予多种诠释的代价.此外,当地百姓对于民间信仰持"多神共存"的现点,这为"解放军烈士"信仰的生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论唐宋时期的生育神信仰及其特点

我国古代由生殖崇拜逐渐转变为生育神崇拜的过程中,唐宋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生育神的信仰、来源和种类都要比前代丰富,具有多样性、普遍性、融合性、地域性等鲜明特点,同时对后世及周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我国民间生育神信仰愈来愈复杂,并呈现出与其他神明相融合的趋势。     

水神晏公崇信考论

水神崇拜是中国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晏公是民间信仰的一位水神。晏公为神大致有晏戍仔"死而为神"说、"孝子为神"说、朱元璋"敕封为神"说、妈祖"收伏为神"说、许天师"点化为神"说五种说法。晏公庙遍布全国各地,呈南多北少分布。从神格的角度看,晏公属于"人格水神",品格定位于水上保护神。在晏公崇拜兴起过程中,民众取向起基础性的作用,古代政府意志起主导性的作用,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传统文化起助推性的作用,四者合力催生了晏公。     

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思考

通过对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认为价值中立的“民间信仰”与贬义色彩浓厚的“封建迷信”这两个词不能划等号,民间信仰中虽也存在着“一般的迷信”,但属于次要部分;民间信仰是一种信仰形态,从严格意义上看,民间信仰不属于宗教,但就广义而言,民间信仰也是一种宗教现象,出于研究工作的现实需要,不妨把民间信仰解释为“准宗教”.     

并州妒神考

妒神，作为特殊的民间信仰，流行于唐代河东道广阳县境内，至有文人作《妒神颂》以赞之。妒神信仰的产生，与秦汉以降在河东道地区由于寒食节引发的介子推信仰危机密切相关；妒神信仰局限于河东一地，有河东道自北朝以来女性地位高的独特历史因素；溯源寻踪，妒神信仰当非本土产生，其崇拜禁忌与供奉地点与更早产生于齐州的妒妇传说基本相同，极有可能是十六国北朝时期从山东地区传播而来，适宜的地域文化土壤反而使得河东道妒神信仰在唐代声名远播。     

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初探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民间信仰神道教也不例外。本文将重点讨论道教思想在传入日本后对神道教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其基本教义、神仙体系、祭祀修行、主要典籍四方面的分析研究,说明道教是神道教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条件。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