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言志”的文化视阈

"诗言志"是中国诗经学的经典话语,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结合"楚竹书"等出土文献,从文化学视阈,对"诗言志"的内涵及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逻辑起点进行分析,梳理和廓清对中国诗学和审美观念的表现主义抒情传统。     

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

文学史写作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学史意识.已有的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着效果历史意识的缺席.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的关系表现为:文学史的对象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文学史作者的意识是一种历史性的意识;文学史写作的视域是一种历史性的视域.文学史不只是以史研究史,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历史性的、开放的文学史意识理解、诠释和建构文学发展的历史,阐发文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春秋时期的“诗言志”与接受意识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美学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更多从创作角度来把握它。本文则从读者接受的视角来观照和审视春秋时期“诗言志”,认为春秋时期的“诗言志”包蕴了创作与接受的双向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接受理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

"文载道"和"诗言志"是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传统文论命题。但它们之间既具有相通之处,更存在着明显的歧异。这种歧异既存在于"道"与"志"、"载"与"言"所具有的不同"指向性"上,也在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基础所倾向的不同侧面上。从儒家语言哲学基础来看,"文载道"根植于名教伦理,"诗言志"则根植于言心合一。前者必然导向文学的外部教化功能,后者则暗示出文学的内在情感起因,而易于导向文学与内在心性的本根性关系。"诗言志"内在地包含着"诗缘情"的萌芽,而外在地预示了"文载道"的可能。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本文试图以"历史感"为观察点,讨论在社会的多重变动中诗歌研究角度、方法的变异现象。它还认为所谓"重返历史现场",并不一定指简单地贴近史料文献,而是如何避免对其一般化的认同,如何对这些史料文献保持必要的距离,在一种更具张力的讨论中获得较为贴切的历史认识。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集体意识”的流变与中国新诗的历史构成

＂集体意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经验表明：＂集体意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始终与新诗所处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在逐步成为判定新诗重要文化价值层面的过程中,＂集体意识＂也成为反思新诗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在注重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从历史结缘、整体趋势、风格制约的角度探讨＂集体意识＂在新诗历史中的构成,就成为阐释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杜诗“诗史”精神的第三重内涵

学界对杜诗"诗史"精神的理解一般包含两重含义: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某些反映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亦能折射时代的心理特征。它还应该有第三重内涵:通过反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风貌,再现真实具体的历史;杜甫论人也如史家论人,有不附时议、敢于坚持己见的勇气。写人的史家风范,使杜诗"诗史"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     

古来一语伤心甚诗到穷愁底用工:寒士诗史及寒士诗歌价?…

寒士是悲剧情境的体验者和悲剧意识的主要精神载体,也是体现悲剧意识的悲诗的主要创作主体。寒士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流,寒士诗歌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实践诠释

马克思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生存境遇和充分考察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世界性交往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整个世界必将实现由民族史向世界历史革命性过渡的世界历史观;党的领导集体在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同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实践诠释,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世界历史理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开放乃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