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中的“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与发展,超出了西方记忆理论的传统认知与探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两个涵括性更强的术语,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以降的理论发展和演进理路进行分类讨论。生成性记忆指集体记忆的流动与易变特征,是哈布瓦赫本人以及扬·阿斯曼所探讨的沟通记忆所具有的特征；固化形式记忆则强调集体记忆凝固化、意识形态化特征,具体以身体习惯记忆、文化记忆、记忆场等论题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属记忆的功能与特点,可以推进集体记忆研究在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中展开。     

鲜活的记忆,凝固的历史——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

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每一部作品叙述的是单个移民的鲜活的个体记忆,然而,当单个移民被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并经作品出版、流传后被有相同历史背景的读者广泛阅读,使读者产生社会群体认同的时候,这一批文学作品就成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了承载集体记忆的“记忆场”.当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以类似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被写入文学作品时,在新历史主义把史学视为诗学,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挑战的语境下,或许在文学中还能找到被凝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跟人口普查历史资料和博物馆一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物质化的记忆.     

文化研究与感情记忆 ——— “方法日本”的“方法”批判

文章以松冈正刚的《方法日本——幻影、推移的文化》一书为例,对近年日本文化研究中＂方法日本＂这一学术取向进行了介绍分析,并围绕＂方法＂一词,从历史意识与感情记忆的角度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以牺牲历时性鲜活事件为主要特色的符号论式的研究,隐含着将历史的牺牲、历史的遗忘转化成一种无主体的自动生成式文化惯习的危险,因此,所谓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有主体的政治选择。     

“数字化遗忘”：数据记忆的互联网语言危机

从记忆的角度来看,语言面临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流两方面的压力：在信息处理要求下,作为存储的语言奉行“术”优先的原则;在信息交流要求下,作为回忆的语言呈现为“力”的选择性。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语言就是一种数字文字,并因技术的极致发展而呈现出独特的记忆结构：化静为动的连接之“术”和化无为有的计算之“力”。然而,互联网语言并没有因此减少记忆危机的发生,反而表现为两种极端情形的“数字化遗忘”即“不去记”和“忘不了”。这提醒我们,应对互联网时代记忆危机问题最重要的策略是保持记忆与遗忘的张力关系。     

元典如何记忆：中国文化元典的数字记忆构想

文化记忆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备跨越历史时空的穿透力。中国文化元典正是将中国原创的古典智慧凝结成系统性、深植性和可塑性的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延续的精神命脉。在数字力量的驱动之下，元典数字记忆的传播要素在已有基础之上将深化整合，元典价值的重现将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多方面拓展出新的可能。历史上的元典文献、资料、图片，以及与元典相关的碑刻、建筑、雕塑、艺术品等可通过数字化迁移形成“经典文献记忆”;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元典文化，如国学修习、风俗节日等可通过数字化的文字记录、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形成“活态传承记忆”;网络空间中直接生成的元典数字信息及相关的记忆实践，例如社交网络中的经典赏析、记忆征集、分享互动等，则可通过一定的信息保存机制和互动传播机制构建“数字原生记忆”。随着大众媒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合演进，曾经以人为主导的数字媒介逐渐过渡到以数据驱动的新型智媒阶段。智媒平台所具有的数据整合、自动化生产、精准传播等功能，可为元典的数据存取、知识呈现、可视化表达等实践提供更具关联性、延展性、智能性的记忆图景，既能成为元典数字记忆再造的关键路径，也从另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性别的记忆：“八女投江”事迹的革命叙事与记忆塑造

革命叙事中的性别特质是刻意建构的。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八女投江”事迹作为具体案例,提出了性别的记忆(gendered memory)分析框架,分析“讲述者”“记录者”“演绎者”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记忆生产主体在记忆塑造过程中的反复叙述和多元重构,梳理了这一历史事件如何从一则日记中简短的原始记录生产成为现行通用的革命英雄版本。嫁接、渲染、再考证、性别对焦是性别的记忆塑造当中的四种机制,前三种机制提供积淀过程,第四种机制将性别视角引入。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性别意识与被建构的女性革命精神、女性身份与英烈形象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进而在社会记忆层面塑造出“中华的女儿”“英雄的姐妹”等革命英雄典型。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研究

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建构以官方档案来源为基础。档案机构加强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记录的收集和保管,将“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互联,有利于建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社会记忆。通过文献研究和政策文本分析,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的内涵、理论依据进行阐释,肯定公众档案记忆还原历史与真相、维护社会记忆完整性、开展社会性纪念活动、增强社会人文关怀的价值。档案机构开展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的建议包括：将社会公众记录纳入公共卫生事件文件材料归档范围,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收集,鼓励和指导私人建档和社区建档,构建公共卫生事件记忆工程,推动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资源的开放与传播。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像国民党这样的政治力量更是有意为之,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本文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欧洲与亚洲对二战的记忆反思

简要介绍了欧洲二战记忆研究的主流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欧洲二战记忆的历史性演变, 并以中日为例子来谈东亚二战记忆的历史性演变。二战在欧洲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在东亚,二战与区域事务还是有着紧密且消极的联系。这是因为欧洲各个“中介”的良性“谈判”使得欧洲国家间二战记忆的差别在过去70年的演变中不断缩小,而东亚各个“中介”“谈判”的不顺畅则使得东亚各国在二战记忆方面的鸿沟不断扩大。     

“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分析

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可分为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时空属性是社会记忆的基本属性之一,伴随社会记忆产生、转换和消失的整个过程;不同的时空秩序决定了社会记忆的不同存在方式。社会记忆的政治之维包含两个内核：（1）社会记忆是一种话语权,这是社会记忆的静态内核;（2）社会记忆表现为一种权力博弈过程,这是社会记忆的动态内核。在政治哲学语境下,社会记忆的实质就是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对话语的掌控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博弈;它不仅促进了社会从理念到事实本身的变迁,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     

多元的“记忆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的构建——以新疆吐鲁番市公共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典型的“记忆之场”,依赖特定的路径和运行机制,不仅唤醒与构建当下参观者对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的记忆,同时又以新的视觉空间呈现方式建立新的语言秩序,构建起当前语境下的记忆。本文以“记忆之场”理论为基础,选择吐鲁番国有综合类博物馆和“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等民间特色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记忆之场”所“生产”的记忆都肩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即构建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认同体系。在吐鲁番博物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机制有三个层次：一是博物馆陈列展品本身所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二是博物馆用文物的新叙事塑造新的记忆,三是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历程所表达的记忆。     

口述史是通过大脑记忆进行的当代公众历史研究

口述史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当代公众历史记录下来的历史研究模式。其基本特征有四:个人本位原则，双向互动的建构，参与人员的低门槛性，当代历史记录性。采访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本习惯，这是产生口述史的基础。口述史是历史记忆代代传承的产物，其发展阶段是历史记忆的几种外化方式。口述史的性质经历了由组织本位到人为本位两大阶段。在公众史学的“人为本位”原则下，口述史是主体建构，就是让人民说话，参与历史的建构。口述史征集到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所以口述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对大脑历史记忆的怀疑必须有限度，不能泛化成没有底线的全面怀疑。口述史提供的是第一手信息，须等待别人来进一步考订，成为更精确的科学历史知识。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要保持平衡，可提供两个不同的版本，历史版本要全面保真，当下传播的版本可以有所节略。     

美国汉学家英译《十二楼》的文化记忆研究

记忆是将个人、时代、政治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框架,可以从精神、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将其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茅国权译本(1975)和韩南译本(1992)是李渔作品《十二楼》在美国传播的两个主要译本,两者在整体翻译风格与具体翻译策略上大相径庭。茅国权采用“译述”式翻译,而韩南采用“译研”式翻译。这主要受到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双重影响,即个体记忆维度中的翻译目的、选材意图以及译者主观情感存在差异;社会记忆维度中的社会制度更替与时代背景变迁导致了译者翻译策略的迥异。在文化记忆维度中,译入语读者群体通过阅读对中国明清社会的世情百态产生了不同认知,并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记忆。     

论钢琴演奏中的记忆培养

钢琴演奏中发生停顿的原因主要来自“怯场”的心理,为克服“怯场”心理,根据记忆方式的不同;从五个方面探讨如何充分发挥记忆在背谱中的作用,以建议起牢固的记忆,使钢琴演奏通顺、流畅而富有表现力。     

《记忆记忆》的“后记忆”叙事与族性身份建构

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小说《记忆记忆》讲述一个出生于1970年代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书写家族史的故事。作者以“后记忆”的形式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框架,由此对俄罗斯犹太人的族性身份建构问题予以整体性观照与反思。小说中的家族记忆叙述,呈现的是被俄罗斯民族逐渐同化的族性身份意识,犹太民族的本原族性日渐稀释;而小说中的俄苏及欧美作家所建构的历史图景,隐性传递着犹太民族的创伤记忆。新一代俄罗斯籍犹太人在现实理性与主体想象的张力中,努力实现俄罗斯与犹太民族双重族性身份的融合式建构。     

《红旗谱》：“红色”革命历史记忆的历史革命化范本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旗谱》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人物和历史的成长形成了意义的同构。在英雄人格化想象下人物的阶级身份意识步步彰显、清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合法性确证的叙事范本。     

见证何以可能?——创伤记忆与影像档案的“幽灵”之术

纪录片因为能再现真实,所以常常被赋予一种档案属性,承担见证与指控罪恶的责任。由于创伤记忆拥有难以被简单还原和再现的特质,关于战争或殖民等题材的纪录影像,其作为档案的属性也因此显露出局限性。不同于仅仅将影像作为“证据”使用的方式,当纪录片中的影像从固化的档案属性中解脱出来,则为创伤历史提供了从个体经验出发的见证视角。由此,影像不再是封存创伤记忆的媒介,而是激发观者共情与想象的介质。通过蒙太奇召唤创伤历史中萦绕的“幽灵”,影像提供了开放的文本,使观者能够以自身感知经验的参与,在持续生成的记忆行动中去理解历史、审视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