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科新书架

《汉唐之际的余姚虞氏及其宗族文化》简介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唐燮军副教授、宁波市财政局翁公羽合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该著考辨认为,虽非土著却又难辨其祖世所出的余姚虞氏,在自东汉中叶至初唐近五百年的存续期间,经历了从外来移民户成长为地方大姓乃至中央士族到最终衰败的嬗变;其族资门望升降起伏的此一流程,作为个案,例证了能否与权力中枢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实乃中古大族可否晋身士流并维系     

试论湘西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特征

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大致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以宗族为祭祀单元;二是跨宗族的个人交往不得与本宗族的信仰互相冲突;三是个人的社会生活也必须与宗族信仰合拍;四是个人荣誉感来自于本宗族的宗教信仰并与本宗族信仰相关系。一般说来,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苗族信仰都强调要对得起宗族的祖先,不要冲犯祖先神。我们可以从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上看到苗族的图腾祖先崇拜意识的投影。     

村落宗族文化的复兴及其解决对策

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本文在探讨宗族文化复兴的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试图提出解决宗族问题的对策。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根源。     

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城中村改造与宗族变迁——基于深圳两个宗族村落城中村旧改的探析

在城市化改造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宗族的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A村的Z氏宗族与B村的L氏宗族分别位于深圳市区和郊区。这两个宗族均具有与都市文化相悖的宗族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都在本世纪初期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并与现代化大都市共存的命运,却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前者期望以资本运作者的姿态融合到经济领域当中去,后者则将自身的文化诉求付诸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这两个宗族的旧改进程表明:都市宗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与宗亲会的形式展开族内管理,宗祠、祭祀仪式存有与否并不是宗族是否消亡的标志;地理位置、政府决策以及与海外族人关系是左右都市宗族城市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从被动适应城市到主动参与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正是当下传统宗族社会组织适应都市进程的新形态,为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近代新洲黄氏宗族的祭祖活动

本文通过对近代新洲黄氏宗族的考察,认为祭祖活动是联结黄氏族人的重要纽带,是其宗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黄氏宗族通过祭祖仪式体现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观念,使得整个宗族组织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及文化资源,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与西南地域文化的关系

西南地域文化对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青神余氏家族为名门望族,有才之辈多出、文学代际相传,于文学、科考、政治等方面都声望盛隆,在巴蜀乃至全国皆有盛名。西南地域文化丰富了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的题材,深化了诗歌创作的内涵,促进了余氏家族文人气质的形成。余氏家族文人借由诗歌作品记录了西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呈现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历史,展示了其对西南地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变异

华裔作家为抵御身处海外所遭受的欺辱、寻找身份的认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根据需要,对关公形象进行了选择性接受与改造。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变异的开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并对华人及华人文化存在偏见,再加上华裔作家对关公形象有意无意的误读,造成了美国人对关公形象的歪曲,最终在影片《我是布鲁斯》中臆造出一个妖魔化的关公形象。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再度变异。     

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

邓禹家族是东汉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他们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好尚学问而不弃武略的家风。邓禹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韬略,对汉魏政治、经学、文史之学影响很深。     

怀疑意识、主体性及其他——论孙郁鲁迅研究中的哲学视角

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他独创性地将鲁迅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二人不乏相似性。孙郁强调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内核”，并指出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以“主体性”思想为参照，对鲁迅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指出传统的“主奴文化”是形成“相互主体性”思想的障碍。概而言之，孙郁对于哲学视角的运用，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论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

从《雷雨》的一鸣惊人,到《日出》、《原野》、《北京人》的经久不衰,曹禺的四大悲剧见证了他高超的悲剧艺术。曹禺在对生命个体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观和悲剧表达方式。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不仅仅是社会场景的变化,更反映了曹禺对精神世界的不断探索。同时,曹禺的悲剧格调也经历了由高调悲剧向低调悲剧的转变。     

六朝时期会稽虞氏之家风与家学

六朝世族门第之长盛不衰,与其家风、家学有关。会稽虞氏兴自东汉,历六朝之世,绵延至隋、唐,数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江东著姓。虞氏门风尚忠义,重事功,讲孝友。在学术上以儒学为根本,兼容并包,南朝后期渐重文学艺术。     

沿淮地名的文化意义阐释

地名是地域文化的镜像和载体。安徽沿淮地名真实地反映了淮河流域的地理特征、水利发展和源远流长的大禹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文章对安徽沿淮地名文化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期挖掘出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     

潮州湘子桥的历史文化意义

潮州湘子桥历史悠久,结构独特,是潮州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湘子桥的建造体现了治潮官员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桥梁独特的结构跟韩江航运的历史息息相关,"湘子"之名体现了潮人浓烈的崇韩情节。潮州湘子桥在潮州的历史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