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利益视角下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城市治理过程的实质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必然涉及利益问题的讨论、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利益矛盾的解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过渡的时期,本文以利益为突破口,在阐述城市治理和公民参与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具体路径和功能,认为应建立规范的公民参与教育和培训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促进公民利益觉醒;创新公民参与形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完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丰富社会公众组织,形成公民参与合力,优化利益综合、竞取和博弈机制;建立健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构建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补偿机制。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贵阳市G社区公众参与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其治理的水平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治理的水平。从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要使民众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需要对社区的治理进行深化和完善,统筹公共发展和社会治理,使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贵阳市G社区公众参与问题的剖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法制建设;二是改变政府治理思路;三是加强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改进工作方式,反映社会职能,使其更好地发挥管理职能。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成为社区的真正主人。     

论转型期政治参与实现的特殊性

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一般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自然形成的。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及其效果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性的重要指标。由历史和现实所决定,中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参与严格说来并不是完全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国家政策的许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转型期的乡村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

转型时期乡村社会中的权威结构比较复杂,存在着公权力下的权威和自然“生长”的权威以及特定背景中的权威并存的现象,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博弈。面对转型期乡村权威结构的现状,必须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入手,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

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公民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工程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矛盾突显,主要表现为城市社区发展水平与公民参与程度严重失调。从根本上讲,治理主体参与的非平等性、价值观与利益的冲突、组织内生动力不足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水平。因此,要清醒认识到制度、组织、合作治理方面的不足,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重新定位治理主体角色,强化内生动力,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等路径来促进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问题研究

学生是大学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参与大学治理无论是对学校、对学生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要加强学生代表大会建设。但是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大学治理中的校方的组织工作、学生参与意识和参与途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为对象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通过参与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的决策和执行表达意见并对政府的最终决定产生影响。然而,在政府决策或执行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参与效力低等问题常常使得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界定参与过程中一般社会公众、专家、利害关系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类型PPP项目参与方式的适用和参与效力的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建立参与效力保障和责任追究机制,给公众参与以法律强制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探析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化背景下,须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当前,社会组织已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绩效不理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     

善治视野下城市型水灾害防治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城市型水灾害给城市带来了巨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制约着城市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基于善治理论,政府和公民合作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公民参与城市型水灾害的防治是弥补政府有限性和纠正公民自身失范行为的必然选择。应加强公民参与,打造主动化、制度化、组织化、多样化的公民参与方式,探寻城市型水灾害防治的最优路径。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治理结构研究

目前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热点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场公司治理的革命。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依据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司治理状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国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对策。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跨国公司治理结构既受母公司制度的影响,也受投资国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在中国制度安排前提下这些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治理结构变迁,结果发现它们已经具有了一些与国内母公司不同的特点。其治理结构演变的路径为母公司主导型公司治理阶段→不完全公司治理阶段→完全公司治理阶段(东西合璧型公司治理)。     

宪政治理与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宪政秩序下民主价值的体现。公民参与能够在宪政治理中重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进而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因此 ,当前应积极探索多种有效途径以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民主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具体构建

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可构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三种法律制度,即债权人大会制度、银行董事和银行监事制度、债权人委托投票制度。     

民主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有序政治参与的时代要求

依赖—庇护、委托—代理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以合作—协商为价值原则指导下的社区民主治理,可以有效促成居民理性有序的社区政治参与,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因此,通过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及其治理体系的认知、信任与认同,增强党和政府权威部门对政治参与的价值引导与制度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沟通、疏导、组织化作用等社区协商民主路径,促进居民对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认同与归属,加强社区民主参与的整合与引导,提高社区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建设,从而最终提升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质量。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