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与语录体：从草稿思维看王阳明的《传习录》

草稿思维是艺术创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考方式。它的特点是原初性、潜在性、未完成性与目的指引性。这种思维侧重个人体验而不是理论推导。语录体是草稿思维的一个展现方式,这为借用草稿思维解读语录体的《传习录》带来了可能。草稿思维因其直面文本本身,使读者与作品交流减少了外来“偏见”的干扰,使作品以鲜活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达到了知、行的立论初衷。同时,用草稿思维分析语录体的《传习录》,可将其看成一幅画作,方便后学对阳明学的理解。     

春秋议论文辞的文体价值与特点——兼对《论语》文体史地位的反思

人们一般以为我国古代议论文体是从诸子讲学语录——特别是《论语》——发展而来的,这个看法忽略了春秋时代的议论文辞。首先,《论语》并非我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其次,《论语》在艺术方面也不代表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水平,《左传》、《国语》所载议论文辞,主题明确,结构完整,表述生动,堪为春秋议论文体的典范。春秋人多通过上书和借助史官记录的方式实现"立言"的愿望,其议论文辞说理圆通,从容委曲,华实相副,体现着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成就。     

试论庄子散文的艺术结构

《庄子》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艺术结构比较完整的带文著作。本文主要论述庄子散文有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即“并列相承式”,“一本多茎式”和“链式”。这三种方式既相对独立又相对统一,构成了一个立体化,复合式的艺术整体,从而使《庄子》得以充分显示“寓言十九”的特征,海负山涵的容量及其独特的美学效果;标志着古典散文经过长期的发展,已从简单的语录体演进为讲究内部联系,追求结构严谨的新文体。     

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七十子后学散文”系列研究之一

中国古人过早地发展了伴随着原始思维特征的经验思维,因而中国最早的散文主要不是感性叙事作品,而是以总结帝王政治经验为旨归的历史记言散文。《尚书》记言文是中国说理散文的开端,这些记言文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它们已经具备论点、论据、论证这些论说文基本要素,有些记言文主题集中,条理清晰。《国语》说理散文较《尚书》有六大进展:一是出现一批主题集中、结构紧凑的说理文章;二是形成主客问答的对话体;三是文章论据出现由宗教神学向《诗》、《书》文献、典章制度的转变;四是抽象概括水平明显提高;五是进一步丰富了表现手法;六是出现一些近似语录体的短文。《尚书》、《国语》中的历史记言文是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先驱,对战国诸子散文也有深远的影响。     

语录体形成刍议

有关语录体的产生,至今仍然存在着盲点或误区,且多将诸子语录、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混淆。实际上,三种语录的出现原因各不相同：春秋末期私学兴起,受巫史记录传统和“述而不作”观念影响,孔门弟子遂将教学内容形诸文本,是为《论语》;唐代禅宗沿袭印度佛教教学方法,以语言文字为方便法门,故而模仿结集,采用散文、韵文相间的佛经体裁以总结禅师生平言说;宋代理学家受禅宗启发,兴建书院以论道,再仿照诸子语录而记录师徒问答。语录体乃中印文化传统既分头独立发展、又最终撞击融合的结晶,体现出中印不同的语言文字观念。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扬雄《法言》语言艺术特色初探

《法言》是扬雄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文著作。在语言艺术上,吸收和承继了《论语》等先秦散文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如大量使用比喻、排比、典故等,丰富和发展了散文语言。另外,扬雄还以辞赋和散文创作相互融合的笔法,使《法言》呈现出《论语》所未有的华彩气息和骈俪化的时代风貌。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而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法言》仅是模仿而没有艺术特色的偏见,重新认识其在散文史、骈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

《淮南子》中有三篇语录体论说文,即《缪称训》、《说山训》、《说林训》,三篇文章虽承继《论语》、《老子》之文体和说理方式,但更多的则表现出其对语录体说理方式的发展与创新,三篇文章均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思维艺术和说理艺术,并锐意摆脱逻辑思维的说理常规,而力求突出文学所特有的形象思维,彰显出《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独有的说理特点。     

从张载语录的编纂、流传看理学谱系的构建

张载著作除零碎的经注体外,大都是语录体,包括语录体著作《正蒙》,门人记录汇编而成的讲学语录《张子语录》,后人从其文集、语录中分类汇辑的《经学理窟》。《正蒙》刻意模拟论语,反映了张载以自己为圣学继任者的雄心。张载讲学语录由程门后学整理编纂完成,故往往羼杂二程语录,转成为构建奉二程为宗主的理学谱系的重要素材。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韩、柳古文创造的路径及其体性

在对韩、柳古文运动及其理论研究中,人们对于文道理论尤为重视,而对于古文的文体创造与体性却有所忽视.本文指出,韩、柳古文的创造主要遵从了三条路径:从时态上看,是非今革古之路;从语体上看,是融合骈散之路;从观念上看,是出文入笔之路.正是这几条路径的选择,创造出了韩、柳古文这种混合今古、以散带骈、跳出文笔的全新文体,中国散文学史也因此从文笔对举阶段走向了诗文并称的新阶段.对于以往研究中诸如古文运动以骈文为对立面等不实认识,本文也有所纠正.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汉语欧化与近代散文文体解放

汉语自19世纪末开始走上漫长的欧化之路,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汉语欧化痕迹均十分明显。汉语欧化进程中,近代散文文体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同时散文对语言欧化进程也有一定的影响。以新文体、逻辑文为例可以分析得出,政论散文由于欧化而趋向浅近、平易,表达方式趋于严谨,语意更加曲折。但是散文文体的解放仍然有限,近代散文家对古文的复杂态度,古文广泛的作者和读者基础,构成散文文体全面解放的阻力。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变迁及散文范畴的界定

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界定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将“散文”这一术语置于古代、现代、西方三维视角来加以观照,散文范畴的界定只能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界定,而这种界定是基于对散文文体作历史流变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散文无论是骈散之争还是韵散之争,都属于“文”内部的矛盾。无论用什么术语来指称它,它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韩愈赠序文与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一个写作赠序文的大家。他的赠序文的内容和艺术表现，都与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传统文化与古代散文风格

古代散文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深刻。其中儒道思想、制度习俗、文以明道和文以明性的思潮产生着不同的作用,从而使古代散文的发展走过的是一条跌宕多彩的道路。其风格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形态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在这种状态下审视古代散文的运行规律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论词科选才与南宋四六文的振兴

南宋四六文能够振兴于道学极盛之时，与博学宏词科的制度保障密切相关。严苛的纳卷和考试制度以及既稀且贵的宦途前程，不仅为词科应试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博洽”要求，更激发了天下学人竞为“通儒”的渴望。词科考试排斥“以文体为对属”，不允许“出于准绳之外”。它所推重的“四六格”除体制与格式外，还有用事属对、协和声律的严格要求，若一字失律，便会遭到黜落。南宋硕学通儒多为词科出身，用功既深，其文章便自然呈现“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的独特气质。要之，南宋四六组丽瑰美，格律精严，直可与六朝骈文相比肩。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女真民族性格与金代散文风格关系管见

金代女真族的民族性格浸染到北方地区作家散文创作之中,使得散文的风格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要而言之,其间关联主要有勇悍猛鸷的个性与气骨格调的劲健、纯朴质实的旧俗与剀切直言的追求、纵酒聚谈的嗜好与叙事传奇的倾向这三个方面。这种从民风到文风的浸染,展现了充满新鲜活力的女真文化对传统散文中雄健质朴气质和叙事谈辩传统的激活,并为文学由中古向近古转变注入了先导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