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并诗》别解

《桃花源记并诗》体现了陶集的精华,历来对《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之间关系的评说莫衷一是。其二者间的关系是解读这部作品的重要依据,根据陶渊明自身诸方面的情况对之分析,可以看到陶渊明有着当时一般文士所欠缺的人文意识,它不仅影响了陶渊明的处世为人,且在陶诗中有着深沉的表现。     

《名儒草堂诗馀》析论

《全宋词》、《全金元词》从《名儒草堂诗馀》采入大量的词,但未择善本,校勘也有欠缺。该书是一部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词选,它是在《草堂诗馀》不断翻刻的风气下成书的,它的编选意图是反映江西词人的爱国情感、亡国哀思,但也有适度冲淡编选意图之意。后人据该书提出江西词派的说法不能成立,而仅据该书去研究江西遗民词人群,也是偏颇的。     

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两宋时期的秦观诗研究

秦观是北宋文坛上的重要作家,"苏门四学士"之一,诗、词、文俱佳。秦观诗在宋代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学人对其诗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两宋时期研究为后世秦观诗研究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后代对其诗的定位和评价走向。     

漫论苏曼殊的译诗

在中国诗坛,苏曼殊作为充满神奇色彩的诗僧而独具魅力。其艳丽的、富有情趣的小诗曾令无数多情少年沉醉其中。而如“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雨笠烟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等佳句,至今仍哙炙人口。但是,作为中国较早介绍西方诗歌的翻译家,甚至被称作“介绍拜轮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杨鸿烈《苏曼殊传》)的苏曼殊的译诗在今天却很少有人研究,或者说很少有人阅读。应该说,苏曼殊首先是诗人,作为诗人,他的翻译作品不失原诗的特色,这是许多诗歌翻译者所欠缺的。正因为这样,郁达夫先生在评价苏曼殊时,以为“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杂评曼殊的作品》)也因为这样,我们研究苏曼殊的译诗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中韩茶诗比较研究探索与思考

在考察中韩学者茶诗研究的基础上,就中韩荼诗研究的具体情况、中韩荼诗的内容等进行了概述分析,认为在两国茶诗的研究上,既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又缺乏历时性与共时性,尤其在对比研究、影响研究、结构研究和类型研究上更显匮乏,因此,提出应注意运用多学科的视角,就中国茶诗对韩国茶诗之影响以及韩国茶诗自身独有的文学特色进行系统、全面地梳理、透视和研究.     

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学徒制的研究,偏向于对国外现代学徒制以及学徒制历史方面的研究,注重对国外现代学徒制经验的借鉴,缺乏对现代学徒制的制度建设和教学模式的深入分析。案例分析侧重于某个试点院校、某个示范专业,欠缺对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普遍规律的探索。现代学徒制的国家制度建设是我们当前急需突破的难题,学术界的研究还比较欠缺,需要加强。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开拓禅诗研究的新境界──评吴言生教授的“禅学三书”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于禅学、禅诗的研究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禅学、禅诗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地丰富，成绩显著。在面对这令人欣慰的局面和可喜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未免感到遗憾，因为在禅学、禅诗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有一些空白亟待填补，还有一些涉足尚浅的领域亟待开发。仅就禅诗的研究而言，现有的禅诗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以及禅宗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影响等方面，而对禅宗诗歌本身的研究，以及站在禅本义的立场上对禅诗的研究尚属少见；在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中往往注重于禅诗的一般性…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论邓肃书法的审美趋尚——基于其《论书》及书迹题跋

邓肃为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有《栟榈集》25卷传世。他诗、词、文兼善,又长于书法。《论书》阐明了他对笔墨纸砚的认识与取用法则,并对唐宋几位书法大家及其书法特点进行了品评鉴赏;由其书迹题跋,可以洞见其以人论书的书学思想及尚晋崇王的书法趋尚。邓肃《论书》及其书迹题跋,皆精到语,既充分体现了他的书法造诣,也折射出宋季书学的审美取向。     

陈与义诗词互动之考察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他的诗、词创作既都具有多元化风格的一面,又有诗多纪实词多言情不同的一面。陈与义诗词互动首先体现在简斋词题材立意的诗化和创作技巧的诗化,这些是诗歌对词的影响和渗透;其次体现在简斋词对简斋诗流丽特点的影响以及简斋诗句化用词句等方面,这些是词对诗歌的影响和渗透。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