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

在明朝举行的90科乡试中,20科为不拘额数录取,70科为定额录取。各省、直是举行乡试的基本单位,但该规定至嘉靖十四年才完全实现。宣德元年全国定额录取550名;此后,除个别省直增加录取额数外,全国普遍增额凡四次:正统五年增至760名、景泰四年增至1145名、万历四十三年增至1287名、崇祯十五年增至1415名。其中,以景泰四年增幅最高,达50.7%;此后则增长缓慢;这是由官缺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各省直增幅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增幅最大的是云南和贵州,两省合计从最初的15名,最终增至89名,增额近五倍;北直和广西的增额在二倍以上;而南直和其它十布政司的增额仅在一倍以上。明代举人总数至少达102389人。     

《元史》修纂中的几个问题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这一年农历闰七月末,元顺帝北遁,八月克大都,冬天即诏修《元史》。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诏谕开修,进行筹备,中间因元顺帝一朝史料散落无考派人采访而停顿半年,经两次修纂,终于“合成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的《元史》。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诗经》与元代科举

《诗经》与元代科举张祝平元代科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在行省一级举行，会试于次年二月在大都中书堂举行，殿试紧接会试在三月举行。乡试、会试考试内容和方式基本相同，殿试仅试以策论。《诗经》考试是在乡试、会试中进行。我们将元代科举的规定与唐、宋两代比...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     

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但仍然有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记难图》的史料价值

《记难图》是近年发现的一部明末人的手稿。作者李挺生,字茹蘖,河南杞县崔庄人。为“邑廪膳员”。曾参加过崇祯壬午科乡试,但自言“卒点额言旋,无能飞去”。当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逼近杞县时,他“出亡异地”,历尽艰辛,“其间厄而解,解而复厄之,死而获生,不可胜道。”《记难图》就是当时他的这种曲折惊险经历的忠实记录。     

北宋前期方田均税考

早在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法以前,北宋已多次实行过方田均税.据目前所知,计有景祐、庆历、皇祐、嘉祐年各一次.本文拟对这四次方田均税实行的时间、领导人、内容、利弊等逐个进行考察. 赋税负担不均现象,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已普遍存在,北宋建国以后,日趋严重.《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六:“元元年七月十五日臣寮上言:税赋自五季以来,有逃亡倚阁业尽税存者.有典吏笔误年深至以簿头虚有管额者,有他处送纳误发文钞于别县未能画时尽数勾销者……”同书食货一二之一:“淳化四年(993年)三月诏:户口税赋帐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探析

1936年5月,蒋介石企图撤销两广籍以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以结束两广割据独立的局面。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粤桂当局不甘坐守待毙,于6月1日电呈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领导抗日。次日,又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随机将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了两广事变。对于两广的这一举动,蒋先用重金收买了陈济棠手下将领迫陈下野,接着集中力量进逼广西,李、白也毫不示弱,双方秣马厉兵,大有兵戎相见之势。但由于全国舆论沸腾,利弊得失又各有顾忌,经过各方斡旋,事变终以和平解决。对于这一事变,史学界似乎仅注其性质的探讨,而对其和平解决原因尚无专门研究,在此,我们谈谈对这一问题的几点看法。     

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

“移中土大姓以食云南”,洪武二十年 (13 87年 )“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 ,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 ,往屯云南”。与此同时 ,明廷还招募盐商于各边开中 ,谓之商屯。所谓“开中”也叫“中纳”(盐粮 ) ,也就是商人组织人力在边境地区屯种 ,以所获交予官府 ,凭证据到盐场购盐 1 3。早在 13 82年明军进驻昆明之际 ,就因“兵食不继”,朱元璋“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 ,明代在今天云南的昭通、曲靖、玉溪、红河、保山、大理等地区都先后实行过“开中”。通过这一形式移入云南的内地居民也不在少数。据此 ,…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