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悲剧涵蕴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悲剧意识。表现为孤独和冷漠,厌倦和恐惧两大内容,“异化”是西方现代人们对人类崇高品格的否定,“焦虑”是西方现代人们对人生理想追求的幻灭。因此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喜剧性的悲剧”。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

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时代已经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实现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他国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王国维、钱钟书的成功经验为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过程都包含了悲剧性。只有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悲剧性,并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悲剧意识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种“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也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二、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精神。西方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西方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深刻、彻底,中国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中国人悲剧意识表现得浮泛、留有余地。     

论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

悲剧曾是西方文学中至高的文学样式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悲剧精神是西方文学的灵魂。悲剧精神主要凝聚在西方历代伟大的悲剧家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悲剧人身上。深入研究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 ,有助于对西方悲剧精神的把握。本文认为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的根本特征是他们具有实现自由人格的强烈要求 ,具有强烈的超越冲动。他们对苦难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正是西方悲剧精神的核心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值此文化衰落之时的心灵痛苦,与为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遭遇新文化冲击之时的美学兴奋,构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王国维的人格悲剧铸成其人格理论的两大特征:改造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的人格分析方法,引入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存悲剧感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王国维的悲剧人格理论和人格境界理论促进了中国文论的世纪转型     

悲剧精神与中西文化分野

本文关心的是由悲剧精神引起的中西文化传统比较的问题,或者说是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追问中国文化的独特品质与其起源。悲剧精神根源于人类的生命意识和原始的生命活动中,它是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应战和超越。悲剧精神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西方文化的悲剧意识深刻彻底;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则浮泛且留有余地,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发展倾向。     

现当代对中国悲剧与大团圆的关系的把握

20世纪,人们对中国悲剧的认识分两个阶段。开始,人们看到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和西方悲剧的结尾不一样,就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悲剧的存在。其后,人们在深入的把握中国古典悲剧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古典悲剧除了结尾以外,其他部分和西方悲剧没有两样。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学子对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把握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它在中国悲剧中起消极作用,一种认为它在中国悲剧中起积极作用。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试析《俄狄浦斯王》和《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模式

对悲剧的描写一直都在西方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不同作家的悲剧模式却各不相同。本文以《俄狄浦斯王》和《德伯家的苔丝》两部作品为视角点,分析宿命论下的悲剧模式以及西方文学对人和命运较量这一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