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徒民间生活一瞥

当今世界,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千多个民族,约30亿人信仰宗教。在我国,宗教文化将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其中新教(在我国亦称基督教)近年来发展尤快。据统计,我国新教徒1982年为3百多万,1988年已超过5百万。世人对新教徒的了解,通常是看到他们在教堂做礼拜,或偶有公开集会。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新教徒过着“隐迹藏行”的宗教生活,他们一般不到“官办”教堂做礼拜,也不参加公开的宗教活动,更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他们自有“民办”的     

“十字架”前的沉思

也许，可以不叫“潮”和“热”，信仰宗教的人数剧增却是今日中国大地的一个客观事实。教堂钟声敲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信徒从四面八方向教堂涌来，十分沉醉地唱着赞美诗，低眉顺目地画着十字，极为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基督教徒现有420万，天主教徒350万，伊斯兰教徒1400万，佛教徒950万，教徒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绝对数并不小，约有2千万之多。随着“信教热”的升温，儒教者由“白发”多、文化层次较低变成年龄趋轻、层次趋高的现象。据开赛因沈阳币委调查，在立市6500多sg舀徒中，责年入…     

宪法·股市·合法的收入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在此,宪法的用字十分讲究,不是提“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也不是提“保护公民的合法的劳动收入。”而是提“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按笔者的理解,合法的收入可以是合法的劳动收入,也可以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前者如教师每月领到的工资,后者如个人在银行存款所获的利息。而劳动收入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一个人种植大麻,尽管也是辛勤劳动,当他把劳动果实(毒品)按市场价格出售所得钱款,虽可称为劳动收入,却未必是合法的收入,倒有可能犯贩毒罪。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领域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分析建国以来我国宗教状况的根本变化入手,探讨了理论界在这方面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文章阐释了宗教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文章强调,共产党的任务不是“消灭宗教”或“利用宗教”,而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文章环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联系多来年政教关系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提出人民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应是政治上领导、宗教上自理,克服包办代替干预过多、,只依法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犯罪活动。     

试论我国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

建国三十多年的实际生活证实,我国宗教能够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不是说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可以调和,而是指:信教群众和非信教群众可以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基础上,宗教提倡的某些思想、信仰、道德和行为,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在教徒中起到一定的有益于社会的作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协调的理论依据是:历史上宗教从来是适应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变化的;今天广大宗教徒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由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被消灭,我国宗教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和国家对宗教实行正确的政策和宗教界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努力,是实现协调的重要条件。当前主要应当继续纠正执行宗教政策中“左”的偏向,同时注意防止放任自流,才能不断克服不协调现象,进一步调动宗教界的积极因素,促进四化建设。     

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试论把握“信念”概念对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苏北望村基督徒因病信教现象的考察,关注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用"信念"来把握农民"信"的起点心理,它蕴含了个体面临生命困境时寻求宗教帮助并对之赋以期许的自然心态和家庭伦理。"信念"的宗教建构、"信念"的情感嵌入以及"信仰"要求三个宗教操演环节促使个体心理的由俗入圣。基于原有病型及其疗效基础上的个体与宗教间的互动,信徒发生了信念坍塌、信念过渡和信仰升级三种类型的心理分化。"信念"操演与分化构成了农民宗教心理演变的机理,也形塑了农民的信仰方式。文章进一步探讨"信念"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中的个体宗教心理、宗教皈信、宗教复兴等议题所具有的启发。     

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堃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式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     

论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新中国以成立以来所制定的前三部宪法及法律也都有类似的规定。1983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首次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1982年宪法第10条做了如下的修改:“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不仅表现为在观念上对我国所有权传统理论的大胆突破,也     

关于宗教对话的理论思考

宗教是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以之为核心又与之相适应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象征体系。姑且不论实际存在的种种宗教作为人间的体系,有以次终极为终极而沦为准宗教或伪宗教的可能,有背离自身的信仰核心或与之不相适应而“世俗化”甚至“伪滥”腐化的可能。仅就其符合上述宗教定义的情况而言,任何宗教顶多也就是带有人的种种局限性的象征体系,它可以部分地表达,但不能完全地表达信仰对象,它与信仰核心的适应只是相对的,它是不能也不应该与它所象征的对象或其信仰对象相等同的。任何宗教总要以其信仰对象为绝对,但它绝不应该以自身为绝对,因为象征体系并不是被象征者。如果说被象征者或绝对者是唯一的,那么象征者或相对者就一定是多样的,因为内在无限丰富的绝对者需要外在无限丰富的相对者来表现。所以结论只能是:第一,实际存在着的各宗教都不能自视为绝对;第二,宗教的多元状态是正常的;第三,非绝对的各宗教当然就是可以相互比较、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是应该彼此开放并对其他思想开放的。而所有这些的前提,就是认识到宗教的象征性和与之相连的相对性。由于宗教在文化中所处的根本地位,在文化对话中,宗教对话显然带有根本的性质;由于宗教冲突与族际国际冲突的关联,在今日世界上,宗教对话已日益具有紧迫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普通信众对自己的宗教信条的象征性质的忽略而造成的执着或狂热,会形成妨碍宗教对话的基础深厚的重大障碍,这就对理论思考,不论是宗教界还是学术界的理论思考,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自卫队入宪”法理问题探析

对"自卫队入宪"问题做法理上的定性讨论,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这一问题的核心法理逻辑包括三点:宪法第九条必须进行修改;保留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增加宪法第九条第三款,明确写入自卫队。"自卫队入宪"的提出是对各种有关修改宪法第九条学说的一次对冲和折中。"自卫队入宪"的法理动机包括:试图终结"宪法第九条修改"问题在日本学界长期的理论争论;试图扭转"自卫队违宪"的学界主流观点,使自卫队合宪化;试图理顺宪法与《日美安全条约》间长期的二元对立关系。"自卫队入宪"目前仍存在以下若干法理疑点,包括"自卫队入宪"是否会改变宪法第九条及宪法的性质,是否会改变自卫队的任务和权限,是否会改变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以及是否会改变日美同盟的合作范围和程度等问题。     

道德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道德信仰是一个生成的完整范畴。“道德”是其基础,信仰是其“着力点”。道德信仰是指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础,一是指道德形成的前提性的精神基础;二是指道德的终极向往即道德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对“人性”的理解及其相应的态度(信仰)是道德形成的精神基础;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及其相应的态度是道德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道德信仰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它依赖信仰实现道德中所谓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人们对“人性”与“人生意义”有相当不同的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也据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指向:一是世俗的现实生活指向;一是超俗的宗教生活指向。深化道德信仰研究,有利于明晰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基础,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聚功能,有利于改善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方式。     

德国宪法诉愿的双阶受理程序及其法理——兼论对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启示

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公民提请审查乃是一种非典型的宪法诉愿机制,自确立以来虽屡有公民"问津",但迄今仍然缺乏显在的实效性。德国现行的宪法诉愿制度堪称当世之典型,这尤其体现在受理程序的双阶构造,即联邦宪法法院合议庭的初步受理与审判庭的正式受理。在初步受理环节,宪法诉愿必须具备四项适法条件;基于宪法诉愿的双重功能定位,联邦宪法法院还发展出相应判断基准,以此指导双阶受理程序的展开。德国宪法诉愿的程序品位及其法理为吾人提供了诸多启迪。     

现代性语境下的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不是具有独立建制实体和教义旨趣的宗教，而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的宗教性。公民宗教的形成和出现是有条件的，它是现代社会理性化和分化的产物，是传统宗教的世俗替代物，但并非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有公民宗教，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集团都能从他们的政治神话中创建神学。公民宗教是在宗教与政治充满张力的语境下提出的。《圣经》的神话式隐喻与罗马的共和德性是公民宗教保持活力的两翼。盎格鲁-美国式的公民宗教是公民以公民身份使公民宗教成为可能。公民宗教所回应的现代性问题是如何在个体化的社会中实现社会的团结。     

如何理解上帝:从证明到相遇?——从托马斯到别尔嘉耶夫

“如何理解上帝”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沟通和结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是哲学（理性） 自我提升而走向神圣化的道路,也是信仰摆脱权威与狂热而走上“理性化”的道路。本文区分了这种“理性化”的两条道路,即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心学道路”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证明道路”,并着重分析了“证明道路”所隐含的神学信念以及康德对此的批判,由此充分展露出这些神学信念的困境。文章指出,“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于世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走了一条世人陌生的道路,而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心学道路”,即走上与上帝“相遇”的道路     

求真务实,继续深入开展中国当代宗教研究

中国当代宗教研究四十年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宗教工作,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断贯彻落实和完善这些政策;但是,在当代宗教研究方面却始终是一块空白,根本谈不上有计划、有系统、有深度的学术研究。非但如此,在不短的时期内,宗教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无形之中竟然成为一个禁区。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严格说来,是在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以后才开始的。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     

日本:不“普通”的普通国家

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要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认为“和平宪法”第九条和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使日本成为了不“普通”的国家,但事实上,日本通过一系列立法已使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而“敌国条款”早已无实质意义,且日本对外拥有平等权,也拥有自卫权.因此,日本是一个真正的普通国家.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对于公民不可缺乏不可取代的母体性权利。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修正案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则表达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关注。但由于我国宪法运行机制缺陷,造成了对宪政实现的阻碍。面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政的起点,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宪政实现的必由之路。     

论作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正当程序原则之建构

我国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依法享有权利”的边界规定有造成基本权利“空心化”的危险.在现有的规范框架内,可以将正当程序作为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内容,以此弥补这一缺陷,即确立“一切国家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经过正当程序”的原则.在我国现行宪法的框架内,这一原则的提出具有妥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美国的正当程序理论与德国的基本权利程序保障功能,在现行宪法的规范框架内进行建构,厘清作为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正当程序原则的功能及其机制,并确定其在基本权利保障体系中的定位,将正当程序原则作为宪法第51条第2款.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对日本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日本法学界认识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的自由”等条款,为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国民主权”的表述是知情权的依据。信息公开法未使用“知情权”概念,而强调“国民主权”和政府的“说明责任”。国民主权与知情权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法律条文中同时出现并不矛盾。为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知情权”应当在信息公开法中得到确认。     

作为“去安全保障化”的日本宪法

将某一问题归类并宣示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安全保障化”,不将某一问题作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去安全保障化”。“去安全保障化”是有益和有效的思考方式,因为它意味着以通常的政治轨道（民主主义＋人权的程序）处理该问题,这是对立宪主义统制和法治的贯彻：《日本宪法》第9条第2项作为“去安全保障化”规定,不应当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