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阳明学不同社会文化功能之探源

本文分别对中日阳明学产生和传播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阳明学本身包含的维护封建统治和反体制性的矛盾性以及中日阳明学不同的关注点进行了探讨 ,从而对中日阳明学何以产生不同的文化功能进行了追本溯源式的分析     

中晚明时代“生之谓性”解释的新动向——以阳明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生生"问题正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这场议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易学天道生生的观念问题,而鲜少涉及人性论域中的生生问题。其实,以告子"生之谓性"为标志,生的思想至少在前孟子时代便已流行,只是此说遭遇孟子批评之后,便被排除在此后儒学思想的主流之外。但在宋明新儒学时代,"性与天道"被置于生生论域中重新思考,程颢以仁体生生的思想为基础,进而对告子以生言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论同情,为告子"翻案"埋下了伏笔。中晚明时代的阳明学及其后学对生之谓性展开了全面重估,以易学生生观来重估生之谓性的意义,揭示"生"既涵指天道生生,更有生命创生的本体论意涵。中晚明以降这股"告子翻案风"内含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中"生生"问题的价值重估,值得省思。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现成良知——简述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思想展开

阳明学的最高命题无疑是“致良知”,这里将要讨论的主题——“现成良知”,乃是阳明学思想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阳明后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围绕“现成良知”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理解“良知”以及如何把握“良知”等问题)产生了种种意见分歧,并由此引起了种种思想争论,     

试述阳明学对日本现代化政权的催生

阳明学本身包含着某些蔑视权威,注重实行实功,自尊无畏,教人立志等积极合理的因素。这一特性被日本幕末信奉阳明学的志士们所继承、发挥,鼓舞了他们冲击朱子官学思想桎梏的勇气,激励着他们接受和传播“洋学”,探求新的方略以救国救民,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运动,从而使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明治政权得以诞生。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善无恶——从阳明学到阳明后学

阳明学是一种思想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思想运动。良知学说构成了阳明心学的理论核心，但是有关良知学说的种种诠释活动并没有因王阳明的去世而告终结。阳明后学是阳明学运动的延伸和展开。从阳明学到阳明后学，不妨可以理解为是心学运动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     

阳明学“四句教”解读与评论之思想史考察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高度概括,以往学术界关于'四句教'的研究,大都侧重于文献的考证与辨析或哲学的诠释与反思。这里仅从钱德洪'四有'与王畿'四无'、王阳明对'四句教'的完整解读,以及阳明后学的评判与论争三个方面,做一思想史意义上的考察,追述他们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同时通过对有与无、渐修与顿悟、后天之学与先天之学,以及本体与工夫范畴的分析,附带揭示'四句教'之要义。     

性灵与格套——试论阳明学与公安派文学主张形成之关系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形成是阳明学去格套精神影响的结果.袁中郎将去格套的精神引入文学世界,将去格套的哲学意义在文学上具体化,才使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在具体写作时有所落实,从而使"性灵说"不仅是有精神之理论,更是有方法之主义.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晚明顿悟渐修并重论的兴起——以阳明后学周汝登为例

顿悟渐修并重论在晚明学界修正狂禅流弊的过程中兴起,得到多数阳明后学与禅宗学人的认同。周汝登为阳明学浙中学派代表人物,倡导顿悟渐修并重论。在周汝登看来,因为道是不可分割而必须一次完成对其领悟的,也就是要顿悟。但人受习气熏染,而习气是经验的组合。因此可以通过不断的修养而加以净化。故需要在悟道的基础上有渐修过程。这一理论虽有向朱子学回归倾向,但未摆脱顿悟,故仍受朱子学者批评。     

晚明阳明后学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论的发展

管志道为晚明阳明后学中著名学者。他倡导＂无善无恶＂说,并与东林学派学者顾宪成就此做过争论。管志道认为,＂无善无恶＂是指性之原。而性之原是＂人生而静以上＂,这正是不可说的。他指出无善无恶即是至善,本体的至善与境界上超越善恶对待互相结合。他认为,＂无善无恶＂论只是一种＂取法乎上＂的理论,而不是实践原则。＂无善无恶＂说沿袭儒家性善论,有此一说才将性说清楚。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说作了全面论述,是对这一学说的总结。至此＂无善无恶＂之争基本结束。     

论明中期吴中杂学的兴盛

在博雅传统下,明中期吴中知识学流通加剧,并呈现出杂化的特征;杂学的盛兴显示出官方知识学由紧收到开放的隐秘变化,即由明初以来的文归台阁向明中期的文权下移转向;杂学盛兴同时表现出吴中文人对民间性知识的关注,民间视野的打开是文学界面对宫学单一文化格局的钳制,于复古之途以外的又一努力,这一视野的打开又预示着中晚明文坛俗文学大潮的到来.     

阳明学时代何以“异端”纷呈？——以杨慈湖在明代的重新出场为例

朱子"却是杨敬仲文字可毁"的一句棒喝不啻是对杨慈湖宣判了"死刑"。故在宋末明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慈湖著作及其思想几乎处于淹没不闻的状态。然而随着阳明学在1520年代的涌现,一向被视作异端人物的慈湖之书忽然现世,自此以往,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两大思想阵营就慈湖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辩,因为这场论辩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在阳明学的时代,各种观点即便是"异端"思想也有可能在学术舞台上纷纷出场。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阳明学的出现,独尊天下的朱子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而为各种思想的多元展现提供了可能。     

况周颐词学的雅俗之辨

况周颐的词学批评理论中,“雅俗”是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况氏认为：词作的雅俗境界是由词人的境界决定的,雅人深致是词人的极高境界。词作的意境和表现手法亦有雅俗之别,特别推崇清超绝俗的高雅之境。语言的雅俗既有文人民间之分,又有体现辩证思想的以俗为雅。     

龙场悟良知 养性在践履——论阳明学的核心与性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场悟道是悟到了"心即理","心即理"是阳明学的核心,这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深入考察龙场悟道这一史实,龙场悟道既不是理论思维的结果,也不是悟到了"心即理",而是悟到了良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阳明学的性质是德性之学,而非如西方哲学一样的智性之学.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