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现代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风向标,是反映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假日制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第二阶段为1978-2007年)的演变,从2007年12月起进入了第三阶段.新的假日制度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包含了五个长周末和两个黄金周;二是将部分传统节日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从长期来看,取消五一黄金周,恢复传统节日是对各方面都利好的制度改革,是顺应民心和时代要求的举措.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着力推行带薪休假并错开休假日期,遂步减少全面集体休假的安排.这一指导思想与国际通行的原则是一致的.     

日本"行政相谈"和"苦情"制度及其启示

日本"行政相谈"和"苦情"制度是综合性很强的行政监督救济制度,在日本很有影响,本文仔细分析了这一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得出一些启发,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和救济机制.     

从"招商引资"到"招商引制"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涵括了四个具有重要发展意义的关键内容:"招商引资"、"招商引知"、"招商引智"、"招商引制",相比较而言,其中的"招商引资"最不重要,而"招商引制"则最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引进资本和技术等非制度发展要素,因过分强调国情特色而很少关注最为重要的制度引进--"招商引制".优质高效的好制度体系是人类文明提升的共同财富,中国可以不费分文地从发达国家那里加以模仿效法和引进复制.优质高效的制度资源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首要资源,国情特色并不能成为拒斥好制度引进的重要理由.     

"制度人"假设与制度功能性分析

"制度人"假设不仅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也是人内生的对制度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性应该是"经济人人性"、"道德人人性"和"制度人人性"有机结合的"完整人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性基础."制度人"建设尤为重要,应以人性体系为基础构建能使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最大化的制度体系.     

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制度政府"论析

在制度建设中,政府在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职能定位的实质是制度政府:制度政府有能力适时并高效地制定和推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具有理性权威、规范运作、广泛认同三个特征.制度政府.一要处理好安排制度的"破"与"立"的结合问题;二要发挥好制度治理与制度激励的职能;三要培育制度整合社会力量的机制,解决好自身在市场化制度重构中有效运作的前提、核心和基础问题.     

"家族制"与民营企业制度创新

民营企业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创业结构"向"发展结构"转换,如何按照现代公司的制度框架建立科学制度体系,如何为二次创业奠定坚实良好的制度平台.然而民营企业广泛存在的家族制与实现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素质的矛盾日益凸现.深入认识和研究"家族制",变革家族企业制度,对浙江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缜密思辩民营企业家族制度,深刻揭示其弊症和局限,并对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提出了可行性对策.     

中国农村土地运行"悖论"的经济学解析

目前,在我国农村土地运行中,出现了土地“抛荒”、“过度征用”、“农民利益受损”等偏离制度预期的悖论现象;其内在深层原因是土地职能的多重性、矛盾性、演进性;而直接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效用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博弈的结果;调整现有制度安排的不当并促进各项制度均衡协调,促使参与农地利益博弈的各方力量形成恰当的张力架构,是克服悖论的现实选择。     

东北地区经济运行中的"制度解锁"

存在于东北地区经济中的非竞争性市场、低效率的产权结构和封闭的地域文化结构导致了经济运行的制度锁定.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从正式制度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层面来分析,从制度的非均衡层次来审视.东北地区经济运行制度退出闭锁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趋势

解决"三农"问题需从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传统农业的改造三个方面探索制度困境与出路,制度变迁和政府扶植是关键所在,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要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     

论中国制度创新中的"内卷化"问题

“制度创新”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最近二十几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迁事件,如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独立董事制度、股田制、后城市化等,我们就会较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不断推进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但是,本文提请注意的是制度创新的另一面相——“内卷化”问题。“制度创新”的内卷化机制需     

制度创新与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我国中长期面临的首要经济社会问题。而农业经营体制、乡镇企业体制、农村基层组织等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形成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包括农业经营体制、乡镇企业体制、县乡机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的全面改革。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的"内忧外患"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的特征在于:家族掌握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并世袭,家族企业内部实行权威型决策机制与A型信息传递体制,家族式的经营无激励制度,降低了代理成本,实行以关系为基础的二元雇佣制激励制度。东亚家族企业制度有利有弊,在促进家族企业及东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带来许多问题,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家族企业亟须改革。     

"九品官人法"名称考辨

"九品官人法"通常被称为九品中正制,此外还有诸多异名、别称.名称是对事物的称谓,是区别事物彼此的符号,名称的随意称呼,无疑会造成认识上的偏颇、混乱以至对话的困难.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而学界对此却重视不够,学界少数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亦未达成共识,甚至造成了新的混乱,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经过考辨,文章认为"九品官人法"是曹魏时期陈群创立的选士制度的全称,"九品"是其简称.而"九品中正制"等称谓,是后世学者随意为不变的历史所更定之名,破坏了该制度"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妨碍了人们对这一制度本来面目的认识.因此,笔者主张应废弃"九品中正制"等异名、别称,循"九品官人法"之"名"而责其"实",以摈弃成见,重新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制度.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司法公正与效率”已成为 2 1世纪我国司法改革的主题 ,正确理解和认识“司法公正与效率”及其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的内涵是实践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前提条件或重要的指导思想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必须实行相关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如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和被指控人享有的沉默权、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和系列证据规则、形成保障合议庭和法官独立审理案件的机制 ,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透过"橱窗"看到的福利国家--一个基于瑞典的案例分析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显著特征是覆盖面广、设计项目多、保障水平高,注重"公平"胜于注重"效率"。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率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打击。因此使之成为改革的重点。瑞典改革案例给予中国重要启示: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企盼;但制度设计要避免重蹈瑞典福利国家制度"过度"福利供给的覆辙。     

合法性、 嵌入性与"失准"的精准扶贫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从合法性、嵌入性研究精准扶贫的失准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反思和超越,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先后经历制度扩散和制度落实两个阶段,前者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后者则会遭遇嵌入性挑战。具体而言,在制度扩散过程中,会面临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精准扶贫形式化,以及观念—认知限定与精准扶贫主体失位两种合法性困境;在制度落实过程中,会遭遇制度场域限定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难题、政府主导与市场和社会机制缺失、利益群体分化与精准扶贫负面强化效应等三类嵌入性挑战。     

台湾"宪政改革"的政治功能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台湾地区不断进行"修宪"和"宪改"的内在动因。台湾地区"修宪"和"宪改"的主要政治功能,是"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围绕着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实现政治转型、分配权力、配套制度、提高统治和管理效能。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旨和价值取向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台湾地区"宪改"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从"学术契约"到"学术责任"——大学学术制度困境及范式超越

"学术契约"是基于相关主体间的履约而构建的一种强规范学术管理模式.目前观之,这一模式遭遇了制度性困境,呈现出学术制度导向的"内在致庸性"、学术责任泛化和学术行动集体无意识等弊病."学术责任"模式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基于对现行"学术契约"模式之流弊全面审查后的全新范式.其内核是致力于对学术个体的学术责任的"唤醒",倡导学术宽容主义,规避学术管理中的工具化思维,植入制度人文因子,回归学术作为"精神的志业",变革管理本位的学术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