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山峻岭是通途——记溆浦瑶族路桥工程师刘应平

提起刘应平工程师,瑶寨人个个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刘应平1975年参加工作,自学成才拿到大学本科工程测绘系专业的文凭,从养路工到公路桥梁工程师,一路走来,个中滋味,可以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溆浦及边邻九县四市的崇山峻岭中,处处都有刘应平的足迹,处处都有刘应平智慧搅拌汗水筑成的有形的无形的工程“大作”。生于大跃进年代的刘应平,自幼便懂得挑起柴火换取学费。青山青,乔木杂竹遮天蔽日,饥饿的岁月里,刘应平像只小兔,常常钻进深山林子觅食野果。文革时高中毕业了,父亲想推荐他当民办教师,他却另有打算,去了县级养…     

在一个藏族连队里…

初冬,在昆明仍然是树翠花红。但是,当我坐汽车往滇西北行驶三天之后,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塞风怒吼,白雪如银。就在这被人们称为“风雪高原”的地方,我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个藏族连队。这个连队是1953年成立的,干部和战士都是摆脱奴隶生活后成长起来的藏族新的一代。他们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继承和发扬了“老八路”的传统,许多人成了“五好干部”和“五好战士”,不少人光荣     

做一个旧习俗的变革者

春节前批准我回家探亲,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正在准备东西,台长王建林来了。他一进门就笑咪咪地对我说:“可不要忘记带《毛泽东选集》噢!”我点着头回答:“不会,这保险忘不了,还有什么交代,你就说吧!”我们俩不在一个台工作,可是我俩的肠子却象接在一起的直筒筒,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的。他这个人很喜欢找别人谈心,许多同志也喜欢找他谈心。特别是谈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就越谈越起劲。所以,我一提起     

经过了才知道痛

一直捧着“铁饭碗”，对市场经济的体会只是工资提高了，奖金增加了，生活条件改善了，社会进步了，还有就是作什么事情都比较方便了。而对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挑战”一词，却并没有感受到份量到底有多么沉重。机会来了。朋友的朋友，辗转相托，从某酒厂以出厂价拖来数十瓶好酒，整整齐齐码在房子里，真是满屋飘香。虽然不准备赚大钱，但心里一直想着这是一笔家产。卖出了十来瓶后，心里喜滋滋的。谁知在我们不紧不慢地找销路时，酒价跌去一半，痛心之余连说“想不到”。而事实上找们这种“不紧不慢”是绝对要赔钱的。去年白酒市场疲软，…     

致富人谈致富密招

致富究竟有没有密招,记者近日走访了慈利县几位进城经商的土家农民。他们都是县里的纳税先进大户和文明经商户,他们由穷变富各有招法。“雪球越滚越大”这句话,可以说是现任慈利县建材分会会长朱桂炎的致富秘诀。朱桂炎和妻子王鑫是城郊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农民。80年代中后期,他俩合计决定办一个电镀厂。经打听,购一套旧机械设备,至少也得1000元。这笔钱对当时的朱桂炎来说,可是一笔大数目。然而,他却幸运地遇到好心人陈冬初,借到这笔“巨款”。他找到在常德工作的师父,请他担保,用800元购进了一台某厂闲置的硅整流器,将余下的200元钱购置了…     

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历史过程——论张承志的文化批判

80年代以来,我们无法以确切的数据统计,到底有多少批评家和作家被淘汰“出局”。尽管他们还在不断地写作,在国内报刊杂志上不断地发表文章,但他们的文字恍若隔世的历史遗物,很难再唤起世人的激动和憧憬。同样是从80年代过来的作家,张承志却没有被历史的岁月所磨蚀,他在9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批判倒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对     

娘

听伯母说,我出生时堂屋神笼上曾突然闪过一道耀眼的白光。爷爷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预兆,故我一出生全家人都寄予厚望。做了一辈子堡长的爷爷希望我长大成人后能有个一官半职,以了却他今生未了的夙愿。奶奶希望我继承她的衣钵,所以我未开蒙读书便先学画。爹希望我像他一样救苦救难去从医,娘的意思却是想让我当一个“文人”。我一直很纳闷,一字不识的娘怎么会这般看重“文人”。后来大舅告诉我才知,原来娘的家族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新闻勇士”,就连蒋介石都惧他三分。这个人就是三四十年代被海内外称为一代“惊世霸才”的龚大炮——龚德伯。娘非…     

情系人间冷暖 胸怀百姓呼声——记中共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委书记邹正金

2002年3月,邹正金同志从“鱼米之乡”的枝江市调任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委书记,在扎根深山的四个春秋里,他不辞劳苦地为这方土地上百姓排忧解难,勤勉务实的作风在五峰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老百姓都说,邹书记是他们的贴心人,是他们的主心骨,是他们相知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心中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有什么想不通的理儿,有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愿意和邹书记说一说,聊一聊。因为他们深信,只要和邹书记说了的事儿,准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总会让他们心中亮堂起来。     

湖南省高考“两种考生”优惠政策观察——阳光政策阳光运行——解读湖南省高考“两种考生”优惠政策

我国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一直都“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规定，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生，在他们报考高等学校或一般中学时，应当“适当规定一个入学成绩标准”；当他们入学后，还应当“给以适当补习条件”；60年代、70年代还对此规定作了一些补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例如，高等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对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一些重大的命题被福建省民族工作者提出来了!——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毛公宁谈“福建:探讨‘全面奔小康’语境下民族工作的新话题”

一杯高浓度的“理论之汁”当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毛公宁拿到这份由福建民族工作者提供的“新话语”时，他除了渐渐掂出这张“理论清单”的份量，同时还感受到了来自东南沿海的独特的敏锐之风。而后者，似乎让他感触更深。“一些重大的命题被福建民族工作者提出来了！”他说。“十六大以后，各地的民族工作者都在思考着与民族工作相关的课题，但看来福建的反应是最快的，动手是最早的，而且他们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事实上，福建民族工作者提供的这些“新话语”尚不仅仅是一杯高浓度的“理论之汁”——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     

我们的西藏岁月(连载之四)——1976年进藏大学生讲述的故事

郑尧坤(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后进藏,在藏16年,现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毕业前夕,经过体格检查,学校批准了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去西藏的申请。体检时,同去的还有一位女同学,也是我们儿科系的,叫李国瑛,去西藏的态度非常坚决,可是身体却很瘦小,体检未通过。学校在宣布去西藏名单时没有她的名字。因为一起要求去西藏,又是一个系的,我和小李已经很熟悉了。宣布名单后的第二天,小李来找我。“有件事想和你说一下,也没事先征求你的同意”,她说,“昨天我找校党委了,他们说我身体不合格不同意我去西藏。没有办法,我只好说我是你的…     

拯救亲亲恋人,打工仔谱写剜心之爱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一位哲学家问。是金钱、财富;是名誉、地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但没有一个人的回答令哲学家满意。那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人们问。“是眼前你能够把握的幸福!”哲学家说。     

寒夜演出

“乌兰牧骑”来巴伦别立公社沙拉扣岱大队演出的喜讯,象一阵风似地传遍了各个蒙古包。不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社员们就聚集到二百多人。这是阿拉善左旗“乌兰牧骑”一九六五年春节下牧区演出观众最多的一次,队里找不到一间能容纳这么多人的房子,队员们就主动提出在室外演出。那天夜晚,寒风呼啸,室外的温度已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可是队员们却毫无惧色。他们说:“牧民们现在不是也冒着严寒提水饮畜吗?我们在外面演出算不了什么苦,只要让更多牧民能看到演出,过好春节,我们受一会儿冻也是应该的。”演出快要开始了,不巧得很,队里的一盏汽灯坏了。队员们急中生智,提出了点“棉花灯”的建议。于是有的人忙着拉线,有的人找棉花搓成团团,蘸上煤油,很快地     

再议回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作为中国民族学不可分割的回族学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 ,经过各地、各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耕耘 ,不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说 ,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很自然地关注这一年轻学科的自身建设 ,曾就诸如什么是回族学、回族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回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回族学学科体系等问题展开了有益讨论 ,并取得广泛共识。但也因对问题的理解不同而存歧见 ,有些方面有待继续探索。在此 ,我就回族学的学科体系问题讲一点意见。这是笔者对出席 1998年“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     

大凉山上一男子

一出场就面临尴尬。彝族青年吉各次哈中学毕业后,来到了海拔3400多米的彝族聚居乡——凉山州昭觉县解放沟区尼地乡,负责计划生育工作。这在1985年的大凉山上,算得是一件新鲜事。无论他本人或乡亲们尤其是女人们都感到意外:一个未婚的男人,却管起了女人都不愿管的事!当吉各次哈走马上任后,遇到的几乎都是白眼。“让他们说三道四好了!”吉各次哈心里想,我要走自己的路,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的重任。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先打一个胜仗。他首先进行艰苦调查,摸清了1975年至1985年的10年的计生情况:全乡252名育能妇女中,只有5人是最近才放置了节育环,却有68人超生。计划外孕的现象也十分严重,超生的妇女     

印度尼西亚文化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

一、印度尼西亚各大学的人类学教学概况1.印度尼西亚大学人类学系50年代初期,即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最初几年,“人类学导论”课只是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学院和文学院的补充课程。讲授人类学课的一名教授和两名讲师都是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有关学者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人重视社会学研究;而另一部分人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前者认为人类学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研究工作应面向未来,而不应太多地     

我们要能文能武的下一代

我有七个孩子,除了前头的几个因为是生在旧社会,没有上什么学以外,其余的都是生在福窝子里,有的念到初中,有的念到高中,还有的上到大学。在旧社会,咱们贫农连饭都没有吃,更不用说上学;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翻了身,生活好了,孩子们都上了学。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书念得越多,学越上的高,我却越跟着悬起了一颗心。因为,他们书念得越多,劳动越少了,离着我们贫农的心越远了。不说别的,就说我那上大学的女儿,在     

湖湘“老、少”区红色纪念情 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致礼——永顺：永远的丰碑

“老、少、边、穷”并不是令人骄傲的字眼组合。曾经的王朝统治者将他们视为蛮人的少数民族驱离视野，是这些边地、穷地收留了他们。可历史的车轮滚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谁曾想这少地、边地、穷地的高山密林竟为后来为国家争得独立、为人民争得幸福，当时却历尽险劫、攸关存亡的政权与军队提供了歇脚、成长、壮大的地方？     

历史的事实不容歪曲

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一书,是承袭了已故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的观点,并且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把他们所谓的“西藏独立”的由来主要归结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把西藏分封给帝师八思巴,认为从此西藏就“独立”了。但这个观点是经不住一驳的。因此以后就逐渐产生了范普拉赫在《西藏的地位》一书中所说的,自1911年后西藏就正式“独立”了的观点。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种种说法。但无论他们持什么观点,提出什么说法,很显然都是     

央金：西藏的第一位女律师

1992年的一天,几个藏族牧民肩扛一床藏毯来到拉萨,径直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满怀感激之情,将这份珍贵礼物送到藏族女律师央金手中,虔诚地清她收下。他们做着祈祷的手势说：“我们一家老小都会记住央金律师的恩德,我们都要为你的幸福祈祷.”原来,这些牧民在央金的帮助下打赢了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