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清末,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称为《汉文典》。这些著作的“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可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也可以意识到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 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来看,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希冀在《汉文典》学史的回顾中,找到研究东亚汉语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0-1915)

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新知识体系重建的过程中,汉译日本教科书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汉译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影响下,中国地理教科书开始摆脱传统舆地学,形成"旅行体"风格;历史教科书走出"朝代体",向"时代体"过渡;自然科学和其他科目大量使用汉译日本教科书;修身教育也融入了日本元素;女子教育领域整体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汉译日本教科书也是分不开的,它促成了"家事"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开始;新教育学建立过程中,对比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著作和晚清教育学教科书使用状况,更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教育学的选择和理解.总的来看,清末至民初的教科书是一个"汉译日书的时代",汉译日本教科书为中国人自编教科书带来启发,它的兴衰历程跨越了1912年这个政治坐标.     

从“以律鸣于时”到“会通中西”:沈家本法思想的艰难之旅

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从早期"以律鸣于时"到晚年"会通中西",不仅反映其本人独特的法思想发展轨迹,而且实乃近代中国法律演进的缩影。传统律学家的身份和"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时局,使当时年事已高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不得不纠结于"迥殊"的中西律法之间,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思想之旅中,沈家本努力探寻着近代中国法律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清末“新政”与近代法学教育

在长达10年的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的最广泛深入的一项,它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因素的增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反映。1906年9月清政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京师法律学堂,中国近代的专门法学教育开始了新的阶段。本文主要论述了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背景;体制、学制与课程设置;教员与教学内容等。同时论及了清末教育改革中的日本留学简况。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变迁与“文学”学科的建立

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学术分科观念逐渐分化,西方学科观念开始成为知识界对学术进行分类的基本准则.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类体系中“文学”概念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方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科,较早出现在晚清开明士人对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介绍当中,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宋恕、王韬等人均有相关论述.然而其时输入的西学以器物、技术及政制为主,“文学”并不受人重视;“文学”作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支,首先出现在京师大学堂.《奏定学堂章程》尽管将“经学”与“文学”并立,但其七科分学的理念,反映出“文学”作为独立分科已基本形成;民国成立以后,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文学”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松下汉文法理论的形成及其在日本近代汉日语法学史上的意义

日本著名语法学家松下大三郎运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方法确立的以普通语言学理论和"连词理论"为核心的语法理论体系,获学界高度评价.这一语法理论是在《标准汉文法》中真正确立的,在日本近代汉日语法研究历史上别具一格,具有前瞻性.但日本近代没有发现接受并继承松下语法学说的后来学者,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近代日本国语语法学界排斥普通语言学、接受比较语言学的思潮波及日本的汉日语法研究;第二,松下文法偏重理论研究,与当时日本近代语法研究主要倾向于教学应用相悖;第三,松下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没有培养出其学术继承人.     

张德瀛著《文学史》:一部值得关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

张德瀛的《文学史》,是广东籍学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在《钦定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的政治导向下编著而成的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官方正统教育特点,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一般认知结构和理论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重估。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的日本影响--以直隶省师范、军事学堂为例

作者通过对直隶师范、军事等学堂的分析透视,揭示了日本教育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认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受日本影响很深;日本教习及留日毕业生对帮助中国建立新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战城南》题材比较中西文学史观

《战城南》是西汉乐府中的重要题材,中西文学史著作对此都有广泛的讨论。不同的文学史编撰模式体现了不同的文学史观,概括讲,中国文学史家多采取传统诗学视角,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体现了比较文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的多元化视角,注重中国文学传统中主题题材共时和历时的延续和变异,特别是语域变异,其动因可归结为文学场,即从不同时代同类文学题材及其社会功能关系来考察文学传统的变化。中西方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能够＂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在＂自我＂和＂他者＂视角中寻求突破和新的发现。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从"经世之学"到"分科立学"--近代早期的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方案

中国传统学术在鸦片战后发生了剧烈变动。文章采取实证性研究 ,从经世学术的兴衰、新式学堂学科及课程设置、西书翻译等方面 ,考察中国近代早期 (1840 - 1894年 )中国学人的分科观念及分科方案 ,以揭示中国现代学术形态发轫的历史内涵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晚清今文学复兴及由此引发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乃近代知识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以经今文学为大宗的"蜀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中心之一.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更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明晰近代"蜀学"的走向以及刘师培学术转变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张公让与《中西药典》

张公让是广东近代著名医学家,《中西药典》为其代表著作之一,属药物专著。全书中西并举、中西相较、中西汇通,同时融入个人临床用药心得,博引时医治验,为我国早期的中西结合药典,对中西医知识交流有一定促进作用,是一本方便临床使用中西药的工具书。     

对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秉承“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直到近代,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才随时代变革而出现。论文以“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为切入点,从清末新学制与中国史课程的设置、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出现及特点等方面,简要探讨了近代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渊源和早期历史教科书的演变历程。     

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发生聚焦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生与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发展以及教材的编撰密不可分。关于这点,学界还没有足够重视。从讲授、研究、撰述中国文学史注意到文学批评问题,之后再延展到讲授、研究、撰述文学批评史,是胡小石、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等早期文学批评史撰述者共同的学术路径。其原因在于,传统目录学中的"文史"或"诗文评"是他们撰述文学史这一"舶来品"可资借鉴的主要材料。同时,因文学批评是文学之一类,故"文学批评史是文学史之分支"的观念被大多数学人接受,文学史著作也讲述文学批评内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互助与互用的黏合关系体现在,文学史不仅使得文学批评史重视总集与选本,而且在教与学方面为其提供知识储备,反过来,文学批评史的目的又在于印证文学史。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发生的研究以及今日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教学不无裨益。     

上田万年东亚殖民语言战略的朝鲜“布局”

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最早从德国与法国带回了以比较语言学为主的语言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东亚语言学理论的重构。在日本政府对东亚施行殖民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上田万年对东亚各国语言调查和研究进行了周密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近代的朝鲜语言学研究受到其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影响,衍生出了金泽庄三郎"日韩语同系论"、高桥亨"日朝语言进化论"和小仓进平《朝鲜语学史》"超级日本语系模式"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理论和著作。通过促进朝鲜总督府的学制改革,上田万年最终完成了对朝鲜语从学术研究到基础教育的全面殖民化的语言战略"布局"。其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带来了东亚语言学重大的学术"变局",为今天学者研究近代东亚语言学史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学术参照模式。     

文学史的编撰原则及其写作实践——以十年来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教材为例

十年来,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先后编撰出版或修订出版了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等数部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通用教材。这些文学史著作,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广泛吸纳了二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大量成果。每部著作,体例严谨,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它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铸就了今天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编撰的辉煌,极大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的近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它以文学现代性为价值维度审视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演变及其美学品格,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史框架,在写作视点、编撰体例以及文本细读上都有新的突破,是一本有着自己学术特色和价值的文学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