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地区经济差距产生和消除的新逻辑

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区经济目的所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着地区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是影响当前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地区经济差距的产生和消除必须从这一逻辑认识出发,通过调整地区发展的初始状态,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利用区域竞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地区差距收敛的正确选择。     

转型式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经验(1978-2008)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根据1978年到2008年3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归纳、揭示以及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整个曲线比较平缓。同时,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有理由认为中国的转型特征削弱了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农村收入增加的效果。具体来说,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几个因素中显得十分突出。研究结果明显表明,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转型式的增长方式有关。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的中观效应分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关联性的加强,地方政府各自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为必然会在区域间发生相互影响。本文在确立中观效应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地区差距扩大、地方保护主义和税制竞争三个维度对地方政府行为的中观效应进行分析,并认为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效应以负面影响为主。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演变的路径与特征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及其演化是和我国经济转型相伴相生的的。本文以演化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指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演变路径具有创新性和模仿性之分,创新性演变具有地区差异性、模仿性演变出现一定递进性,演变过程带有明显的地方政府间水平竞争的特征。且体现了行为目标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行为方式由封闭性向开放性演变的趋势。     

地方政府竞争性行为的分解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构成

由于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与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调动了各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根植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利益的差异性中,经常演变为政府间的竞争性行动,继而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分解为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区域市场发育、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地区优惠政策、地区资本形成和区域人口流动七大因素,利用各分解因素的替代统计指标,可以初步判断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差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程度。     

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限效应：假设与实证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和地区、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总体上,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但分不同工业行业性质下,竞争性行业在低波动期波动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由结果文章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受到冲击时,政府的稳定性政策可以避免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     

大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增长

大国综合竞争优势的发挥需要的前提条件,即适宜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所生成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就是实现和发挥大国综合优势的最重要激励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中,地区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三个因素能有效促进我国大国综合优势的发挥和区域经济增长;而地方保护主义、产业选择中的重复建设、招商引资中滑向底层的竞争、地方政府投资过度和宏观经济波动四个因素却会抑制我国大国综合优势的发挥,拉大地区差距。     

西部地区政府经济合作治理的机制研究

西部地区政府经济合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初步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合作形式,在产业项目、基础设施、空间开发、旅游资源等方面开展了西西合作、东西合作、西外合作,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竞争、地方领导合作动力不足、参与性不广泛、合作观念淡薄、合作组织松散等成为推进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性因素。西部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协助下,建立完善的政府间合作的法律约束,建立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构以及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从而推动政府间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     

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

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对于当地改革进展和经济发展绩效影响极大。浙江经济在改革以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基层政权组织的主动支持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性默许,这三种因素的组合构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网络。在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这种创新网络也应相应更新和完善。自发创新为主应向自觉创新为主转换,试点突破应向系统整合转换。降低制度成本,健全经济秩序是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条件     

消费、投资与膨胀型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膨胀型波动。分析表明消费需求扩张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拉动作用远大于投资增长,投资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政策导向应是刺激消费需求增长、抑制投资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未来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结构将不断优化,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转型升级将成为企业与地区经济的普遍特征。在此前景下,中心城市和城区将沿着升级版的城市化道路继续发展,向深度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未来实现城市经济转型目标,必须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深化改革。     

地区差距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竞争

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竞争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辖区经济发展的效率,为区域经济发展、辖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地区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是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的社会成本。而这是过去研究收入差距时所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框架中,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的重要影响。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要从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向以再分配为核心并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及矫正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经济行为,另一类是非理性经济行为。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主要表现为违法违规越权审批项目、违法征用和占用土地、设立贸易壁垒、热衷于投资等等。非理性经济行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引致了市场发育缓慢,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破坏了宏观经济发展。所以,必须矫正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政府转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从俄罗斯转轨看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旨在解读转轨国家政府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分析俄罗斯转轨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完成政府转型,没有在经济改革前预先构建完善的法制基础。对转轨国家而言,在强势政府护航下进行经济转轨才能避免因体制真空所造成的暂时失败,之后的政府转型方能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在强势政府主导下,实现了转轨初始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要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则需要进行政府转型——明晰政府职能,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经济转型中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转型经济中,地方政府竞争在竞争的内容、重点、秩序和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其有利的一面集中表现在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经济转型,其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市场分割而形成"行政区经济".针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现状和特点,人们提出了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的原则和措施,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异质性与动力机制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是中国未来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量。使用县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差距现状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县域经济总体上呈现平衡增长的态势,但是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县域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在不同省别呈现出显著差异,贫困县间的增长差距也不断扩大。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传统方式虽然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基础教育、人口增长是近十几年县域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需要吸引人才回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传统投资推动的旧方式转向创新和新基建投资等新方式,以此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假设与实证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和地区、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总体上,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但分不同工业行业性质下,竞争性行业在低波动期波动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由结果文章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受到冲击时,政府的稳定性政策可以避免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     

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实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是世界各国面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共同问题.由于资源、文化条件不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路径都不尽相同.本文以苏州市为研究案例,通过对这一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观察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过程,分析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转型的必要性以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实现转型的路径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