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纪念活动建构集体记忆的逻辑阐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渗透颠覆的必然要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动因、现实动机与实践动力。当前，西方话语霸权裹挟下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面临主体选择不恰、内容表达不清与传播路径不畅等现实风险。为此，需遵循“落实主体—聚焦内容—丰富载体—规范媒体”的路径，运用纪念活动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伟力。     

试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理论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观前提;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大同思想相契合,皆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的经典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和谐的国际关系,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共有的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跨域时空的融合,二者在运思方式和学理上的一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关于黄道婆的集体记忆研究

借助历史叙事、民间传说、纪念仪式、媒体宣传等方式,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并延续.深入分析各类承载黄道婆集体记忆的文本可见,自元代以降,黄道婆的社会身份呈现显著的历史时段特征,其身份的集体记忆建构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记忆又以层累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即上一时期的集体记忆往往参与到下一时段的社会建构.黄道婆的人物经历、生活际遇在史载中的不确定为其身份记忆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中国—东盟"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与时代转译

"海丝文化"是在中国与东盟及亚欧各国海河交流、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应生活年代时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影响的个体与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实践;中国与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史料、书面文字、博物馆考古文物、传统习俗、礼仪、建筑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集体记忆追溯与建构,再现双边在经贸、文化、外交等方面绵延、交流历史的集体记忆,是重现"海丝文化"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等元素特征与时空意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例证;转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新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民心相通、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历史回溯与记忆重构：论战争电影空间的景观叙事

在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下，空间转向的学术潮流方兴未艾，当代电影也正经历着一场空间叙事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以其所涉及的特殊空间样态，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地。其空间景观的构建呈现出由外及内的三维立体化影像表征，从镌刻历史创伤的地志空间到呈现荒芜战场的时空体空间再到进行记忆重构的心理空间，三个空间共同作用于战争电影空间景观叙事中，体现出战争空间的艺术审美价值，还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记忆图景。     

以历史记忆固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实践路径探析 ——以淮海战役为例

历史记忆是共同体认定的"历史",是共同体成员对往事的共享。历史记忆是生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与自然认同、强化认同、理解认同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历史记忆生成国家认同提供了内在逻辑。淮海战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历史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以淮海战役历史记忆固基大学生国家认同遵循以下实践路径：强化思政课承载历史记忆的价值功能、通过仪式操演深化历史记忆的情感体验、发挥媒体优势营造历史记忆的社会氛围。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     

从身份到股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共同体困境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正在经历向股份化方向的改革,这与过往模糊产权的制度安排有很大不同,对明确个人的财产权给予了合法性依据,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激发集体经济活力,但却忽视了其中福利权的重要性。在改革的过渡阶段,我们观察到集体经济的责任目标从过去为村民提供社区福利转变成减少公共支出、维护股民利益,导致社区出现公共服务空白的治理难题。通过提出“集体产权改革—村庄共同体变化—福利权困境”的解释框架,认为村庄在改革过程中从原社会共同体里分化出新经济共同体,两者目标不一致导致福利权缺失。中国集体产权的历史发展反映了凸显个体化扩张的经济权(私有产权)与注重社群化发展的福利权(公共产权)之间内在张力的“共同体困境”。最后,本文认为,若想摆脱这种“共同体困境”,应该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尽量避免形成成员分化,从而保持集体成员利益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挑战与建设路径

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需要。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和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由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分歧,"命运与共"尚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共识,更没有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自觉,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对此,国际社会需要从利益基础、制度保障和共同意识等方面入手,促进各国由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关于民族社会生活史方法论的探讨

民族社会生活史作为建立在对传统民族史学扬弃基础上的一门新史学，它以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现象，研究与民族共同体成员自出生──成年──婚配──成为亲长──死亡，这一生命历程相关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们围绕日历所进行的社会生活活动，研究民族共同体成员在具体的生活中所建立的可以维系和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人际交往活动，以及构成社会生活内容的客观条件及影响、制约并给各民族社会生活史留下明显痕迹的诸多因…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历史记忆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肇兴侗寨起源故事考察

肇兴侗寨的起源故事是地方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它作为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存活于集体记忆之中,构成了当地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的感知和经验,并形成一种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即地方感。肇兴侗寨起源故事对于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代村落共同体建构可资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纪录片中的集体记忆呈现及其现实意义——以“二战”题材为例

集体记忆是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存留,它往往指向当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建,它的呈现和保存往往依赖各种文化媒介,如影视、画作、书籍等,这些文化媒介共同维系和塑造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和感受。其中,纪录片是集体记忆的系统化、符号化呈现,为人们提供丰富和深刻的集体记忆。"二战"题材纪录片所呈现的集体记忆不断重构着当代人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认知维度

习近平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国际话语,是基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之客观要求的哲学大智慧。科学认识和把握命运共同体需要分析其现实形态的利益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在此学理前提下,可基于唯物史观视野揭示和说明命运共同体作为历史和民族范畴的社会根源,进而提出优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路。     

红色记忆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

红色记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记忆。红色记忆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增减性、能动性和集约性的特征。国家强化政权合法性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执政环境,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心态失衡,信息技术范式导致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后现代解构思潮和公众史学的兴起,这些都构成了红色记忆在近些年来大规模涌现的原因。根据意识、行为与结果区分这些因素,红色记忆可以区分为内在的政治心理叙事和外在的政治行为。正确界定作为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才能探究作为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因果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以影响作为内在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     

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使隐匿“地下”多年的陈氏重归舆论界视野。从自由主义知识社群的舆论阵地到国共党报、都市民营报刊，对陈独秀被捕有着不同的报道、评论取向。而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也在报道和评论中被唤起和重新解读，呈现了“断裂”、“对抗”、“传奇”为主要叙事策略的记忆文本。这些迥异的集体记忆既交织着不同政治社群分歧显著的政治认同，也反映了其时多元政治力量竞争语境下民国报刊建构集体记忆的政治功利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