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与“存异”：异质性资源禀赋视域下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

旨在盘活闲置宅基地资源的三权分置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解锁点，而该项改革却面临全国层面规范化需求与地方层面差异化现实间的冲突，如何在我国乡村资源禀赋分化的背景下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落地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6个村庄的典型实践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决定了宅基地的差异化价值，而这一价值实现既需要统一的制度变革，也需要相对宽松的改革环境。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应基于共同性制度需求在中央层面出台统一的配套制度，实现“求同”则同；同时应在严守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的背景下，赋予地方多样化宅基地实践的自主权，允许地方探索差异化的实践路径，实现应异则异。面对地方共性需求与异质需求共存的改革实践，治理体系应嵌入地方禀赋分化的现实条件，避免政策“一刀切”或政策缺位困境，应形成“求同”（国家层面统一规定）与“存异”（地方层面差异实践）相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农民工法律地位的双重化格局——以国家公民与地区居民为分析框架

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走一条权力下放、地方分权的道路,而农民工则是伴随着这一进程产生的新兴社会群体。从国家层面上看,他们是依法应该享有国民待遇的国家公民,然而,各地方基于自身利益的优先考虑,又以“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形式限制或“合法”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造就了农民工法律地位的双重化格局;从实质上看,这依然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中央和地方共同编制的一整套不合理制度所致,因而必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实行彻底的、总体性的制度改革。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社区治理与新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权力下放以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由国家“给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今天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 ,中央分权的过程还包括了自下而上的过程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决策中相当大的区域具有跨政府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 ,城市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而它们的上级政府则要依赖它们来实施立法和完成项目计划。地方政府也通过地方的支持、结成伙伴关系以及科层机构的现代化来增强解决自身问题和“社区治理”的能力。这样 ,一种经过调整的中央—地方平衡似乎正在形成 ,其基础是“合作二元论”的思想。不过 ,要想充分发挥新的中央—地方平衡所具有的现代化潜力 ,就需要立法的坚定支持和地方当局考虑到国家的基本利益后采取具有预见性的策略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历史制度主义为探寻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和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经“两方分管”“三方分管”“公安机关统一负责”三个阶段。在动力结构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结构框定了体制变迁的基本方向,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以及公安、交通等部门间的竞争决定着体制变迁的具体路径。变迁过程具有基于体制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变迁逻辑和在“关键节点”对渐进变迁成果进行制度定型的演进逻辑。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协同治理的趋向,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关系、采取渐进策略、把握“关键节点”来克服阻力,从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当代中国政治吸纳的运行逻辑和政治意涵——基于精英流动的视角

政治吸纳是精英流动的过程,也是现行体制对精英流动调适的结果。精英流动为政治吸纳塑造了基本运行逻辑,精英的流动性是政治吸纳运行的逻辑起点,精英流动的制度化是政治吸纳运行的逻辑条件,精英流动的平衡化是政治吸纳运行的逻辑结构。政治吸纳所蕴含的运行逻辑与精英流动的诉求高度契合,实现了现行体制对精英流动的有效调适,政治吸纳为精英流动提供了体制空间和合法路径,在制度层面上消解了精英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政治参与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以此获得了新兴群体的政治认同,提升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吸纳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治理思路,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缘由、内涵特征与实现机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和微观显形的社会现实诉求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被委以治理现代化第一推动集团的重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现实路径和关键所在。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共享着“治理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同时因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所面对问题域的差异而在治理领域和权限边界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     

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基于S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共同富裕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梗阻与纾解路径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着力点。当前,中央与地方虽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功能耦合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体系,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也出现了一系列制度性瓶颈问题。基于“多层嵌套”的制度分析思想,从顶层设计规则到具体操作规则、从正式规则到非正式规则,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梗阻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法律规范制度”层面的立法层次整体偏低、法规规章条款泡沫化、程序性和配套性规范缺位;“政策制度”层面的“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公共决策体制、公众需求表达渠道受限、地区间横向协同机制缺失;“配套制度”层面的政府间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户籍制度与公共福利捆绑;“非正式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参与供给存在准入壁垒、地方政府官员的双重角色冲突。破解上述制度性梗阻的纾解路径主要包括：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梯度标准体系、政策参与机制、质量监测体系、财力可持续均衡保障机制。     

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必然、应然与实然

改革开放促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体制内的“单位人”向体制外的“社会人”转变,处于传统组织之外,这是他们感到具有“自由”优势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有组织关心他们,以实现身份认同、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因此具有比较强的再组织化意愿。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及其所具有的一些个性化特点是能够将其组织起来、实施组织化的重要基础。当前推进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主要沿着三个层面展开,即国家层面(党委政府)、社会层面和人际网络层面。通过这三种途径来搭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平台,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中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共性与差异分析

中俄作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国,两国都面临着调整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和国内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制定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诸多长期战略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等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目标,而俄联邦改革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完整性这一政治目标。中国经济的管理模式倾向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分权模式,而俄罗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倾向于中央权威下的集权管理模式。     

国家调查队：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体制设计

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如何准确、全面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化解由信息偏差导致的规模治理风险,是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议题。国家调查队是国家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组织化产物,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地方统计部门职能缺位,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全国经济社会重要信息。国家调查队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历程,显示出国家探索运用体制改革技术应对“信息难题”的实践路径。在运行过程中,国家调查队将整合治理、扁平化管理、项目化治理和数据化治理等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确保体制运行顺畅。从整体性效能来看,国家调查队有效应对信息不真、信息不准、信息不通、信息不全等问题,为化解由信息难题所导致的国家规模治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变迁的社会演化论分析

为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文章对中央层面各部委发布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借鉴社会演化论中“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梳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国家安全治理的政策供给往往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前提,面对系统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侧重安全的单一逻辑,逐渐向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统筹的结构演变。最后,文章就其在理论、现实和方法层面的意义以及议题的拓展空间作进一步讨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实践:四直辖市例证

法治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地方实践形式。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后四大直辖市的法治实践进行比较,探寻共同经验和各自的亮点,可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提供启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创新国家治理需要及时将地方经验法制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同治理制度化,发挥媒体优势营造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     

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变化的表现、影响与优化

压力型体制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的运作变化是对随着当代政治实践发展而衍生的新的地方政府运作特征的总结概括,它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运作过程技术化、硬性指标过密化、考核方式综合化和监督问责跨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产物,职责同构、属地管理、党政体制和政治伦理作为支撑结构构成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生成的具体实践进路。尽管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有利于增强上级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基层治理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政策执行成效,但是这一变化也导致乡镇权责失衡不断加重、拼凑应对逻辑日益盛行、干部避责行为滋生蔓延。对此,需要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目标引领下,构建"常规事情常规做""、上级责任上级担"与"公共事务公共督"的优化路径,不断调试横向党政关系、纵向府际关系与外部政社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继续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