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的“祛魅”: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技术互嵌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在塑造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枢纽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科层治理体系经历信息化到平台化再到数字化的调适性变迁，而技术增效、数据赋能到平台赋权的技术吸纳逻辑推动着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升级。新兴技术嵌入城市治理体系既是科层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战略，又受制于科层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技术工具限度，组织-技术互嵌程度决定技术吸纳的深度和效度。在组织-技术互嵌迭代过程中，数字化城市治理体系呈现“人防”“技防”混合、数据与管理分离、治理要素“碎片化”的特征。城市治理体系转型需要明确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定位，以问题感知为核心功能，警惕数字技术塑造的“新权力”带来城市治理“再碎片化”。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学术组织科层化的实践性困境——基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

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剖析,学术组织科层化的实践性困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科层制建构组织的科层逻辑与学术组织的学术逻辑之间是异质的,使学术组织陷入行动场域困境;科层职务权力侵蚀学术专业权力,使学术组织陷入权力反转困境;制度理性优先专业理性,使学术组织陷入目标倒置困境;"官大学术高"的资源配置路径,使学术组织陷入创新困境。面对科层制对学术组织造成的诸多实践性困境,人们应反思如何规避科层制的弊端,设计出符合学术组织逻辑的治理模式。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网络组织的形成与运作机理研究

网络组织的形成缘于传统科层组织的困惑和网络经济时代对新型组织模式的呼唤;其形成的机理是依靠现代网络通信技术(ICT)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层组织理论中"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在一个组织中同时并用,而且超越传统组织边界来实现组织的结构柔性与高效运作.它抛弃了传统科层组织主要依赖权力指挥与协调的方式,而更多地运用成员间共同遵守的规则或契约规范组织的活动.     

产业扶贫中的基层治理逻辑解读

有序的基层治理能够有效缝合中央权威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罅隙.产业扶贫中,基层干部权力运行的内部结构及其所遵循的理性维度恰适于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除科层制外,运动式治理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关系理性并非全面消解科层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以形式合理为边界.因此,形式合理优先于关系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失败,亦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实现.在关系理性内,“规避风险”居首,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完成任务”优先于“追求政绩”.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治理算法：算法风险的伦理原则及其治理逻辑

智能时代的特点是数据与算法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算法赋能社会的同时,也伴生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内生风险,因此需要深刻理解算法的伦理面向,以确立算法风险的治理原则,进而构建科学有效的算法治理体系。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实践,从算法治理的“权力—权利”价值与“技术—社群”路径两个维度,阐述了算法风险治理及其伦理关切的四个核心面向：可控、透明、安全、公平。算法伦理风险产生于算法权力和用户权利的失衡,因此算法治理的价值在于规制算法权力并保障用户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技术改进与社群约束,通过优化算法系统设计与完善算法的规制体系等方式,促进算法向善,防范或化解算法支配、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风险,并保障算法使用的安全性。     

发展与安全统筹治理的中国逻辑

统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视域和战略路径。“统筹”作为破解全球风险时代“发展与安全”的一个枢纽性战略原则,深藏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内在互为联动的治理意蕴。“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使命旨在重塑“发展—安全”一体化特质,有效管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期滋生或突发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之间的危机张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作为统筹治理的两大价值维度,深度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为战略的强国目标,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执政初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社会组织与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以一个行业协会为例

本文讨论一个行业协会为何能够在地方社会中获得影响力并承载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行业协会,其组织活力来源于对市场、行政和社会等多种地方性网络的整合与联通,行会组织因此是在市场网络、行政网络与社会网络交错中产生的“果实”。从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业协会介入基层治理所依赖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目标,在提供公共品、介入市场治理和市场政策倡导等具体领域,组织的核心理念都是对于“实质公道”的遵循,而非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诉求。本文的贡献在于:(1)在组织网络的层面,展现了组织与网络的复杂交融关系;(2)在组织理念的层面,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关系。尽管行业协会要处理利益冲突和危机管理的情境越来越现代,但是它的核心精神却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色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重构及立法建议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和实践基本相同,形成了“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治理结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三级所有”的表达及具体治理机构的设置上。理论界基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不同认识,对其治理结构形成了“公司构造论”和“国企模仿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偏颇,或者模糊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或者忽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阶段性。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为基础,承认其发展的阶段性,并允许其自主决定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此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自治阶段论”。在观照现实、参考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时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结构进行妥当的安排。     

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何以可能——适应性循环模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城市在全面进步的同时,也已步入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治理转向是跳出“与风险抗争”的泥淖,适应“与风险共存”现实的有效选择。从韧性概念的来源——适应性循环模型的视角来看,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的可能路径包括“过程—能力—目标”三个面向,需要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防/减—准备—响应—恢复的循环过程中分别采取防御抵抗—吸收存续—适应调整—学习变革的韧性策略,以形塑“抵抗—存续—调适—学习”的韧性能力,进而合力指向渐进式可持续发展的韧性治理。对此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提供了关于韧性治理本质的更为综合的见解,为提升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提供路径图式。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再论治理的历史起源——兼论中国政治科学应该回到哪里的历史

作为一种权力互动关系,治理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权力的单向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制度下,权力的互动关系的工具、形式会大相径庭。尤其是政府治理,从文献来看,中国可能为世界提供了最早、最系统的政府治理实践。治理、统治都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所谓“政治学要回到历史”,就不能回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要追溯这些重要概念所体现的政治科学的本源意义的起点,尽可能地回到被今天所认知了的历史。“大一统”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但在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变为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前者充满了民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后者则更多的是君权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比较优势、潜在风险与调适机制——基于乡村治理的分析视角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革新尝试,通过政党向下嵌入、权力并轨运行、治理信息对称的方式,为乡村治理输送外源动力、提升运行绩效和实现利益共享,在总体上顺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在政策设计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也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着民主空间受到挤压、权力规约难度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等潜在风险。因此,深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要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根本抓手,从统合机制、规约机制、民主机制和吸纳机制上进行动态调适,促使这一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最优化乡村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