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德性幸福的理想境界

君子有三乐是孟子德性幸福的经典表述,家庭和谐、内心康宁、教育英才构成了儒者的三种基本幸福。然而在其所欲、所乐、所性的幸福序列中,君子所性才最后完成儒家终极的德性幸福。孟子既承认天命对人间生死祸福的主宰作用,但更强调立命、正命和求在我者,内在心性的作用与道德主体的力量更受重视。德性幸福根源于道德主体的本心,由尽其心、知其性而达到知天的境界;德性幸福秉持着浩然之气的培育,进而实现塞于天地之间;德性幸福贯穿以反身而诚的修养,从而实现人生的乐莫大焉。对于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提升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孟子的德性幸福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幸福与快乐——关于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诠释及其启示

“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一则核心命题,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对幸福和快乐这两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述,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融合。这对建构我们当代的幸福观,正确理解幸福和快乐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学的德性价值论

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天命之调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哲学基础上。“天——性——道”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体现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形而上学基础“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康德论德性与幸福的因果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待幸福采取了一种＂先抑后扬＂的思路。在道德法则和德性的概念中,单纯基于自爱的幸福绝不构成意志的规定根据,但它毕竟可以作为德性的结果而被统摄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对象中。这种作为德性结果的幸福就是配享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从每个人自我的角度去促成的,而是从人们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道德法则要求每个人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德性目的来追求,促成他人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和具有德性的,仅仅基于自爱去促成自己的幸福就是不合理的。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生命伦理与儒学的现代化

肇始于二次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其现实性、紧迫性以及价值冲突和规范冲突引起全球关注,成为理论界追逐的热点.对中国传统儒学来说,生命伦理问题的产生,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儒学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资源对生命伦理问题进行解读,为解决生命伦理困惑提供一种价值参照.同时,对生命伦理的解读也构成了儒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追求与审美体验——从“孔颜之乐”看儒家德性文化的特质

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精神感悟。孔子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是由＂知真＂、＂得美＂而进入到圆满＂至善＂的最高境界,＂孔颜之乐＂就体现出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显现出儒家德性文化的特质。     

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与德性动力学——兼论康德关于德性动力学的基本观念

道德哲学中存在着道德规范与德性动力两个基本问题,但德性动力问题一直被遗忘与遮蔽了;德性动力问题有着漫长的思想史线索,该问题被忽视与遮蔽的原因在于未能区分幸福与德性概念;在批判哲学的理论视野之下,康德对德性与幸福概念进行了判然区分,从而明确了德性动力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以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为核心的德性动力学的基本思想。     

钱穆生生之乐见解的美学阐释

钱穆从追寻"孔颜乐处"入手,阐发了生生之乐的最高境界之美,在钱穆的人生哲学中,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生的审美境界,对仁心的践履就是对美的追求,人的生命情趣和价值追求完美地融为一体,并在其中体味尽善尽美的人生高境界的乐趣,寻乐就是体乐,可谓乐在其中.     

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

纵观钱谦益一生,甲申之变前他是一位文坛领袖兼济世救国之士,甲申之后他成为卖国事清失节之人,清初他又转而为抗清复明志士.而综观钱氏文学作品,则知其为人出处之转变,根源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中钱氏生死观之转变.     

钱穆《秦汉史》评述

相较于《国史大纲》而言,钱穆所作《秦汉史》受到的关注要小得多,甚至钱穆本人对其亦一度未曾多加留意:一来此书未能终编,书中对东汉内容并无关涉,只能称为半部《秦汉史》;二来此书本不为读者而作,实为课堂讲义性质,故而不以史实叙述见长,而以思想文化为主脉贯通始末,对读者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指引,其中诸多创见颇具启示性。     

儒家理想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的启示

儒家理想人格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其睿智的人生哲理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具有启迪作用。从德治观、义利观、刚健观来研究儒家理想人格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影响及其当代价值,以期儒家理想人格与现代社会能够同构契合和相互优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雅化:钱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总体观察

钱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演进有一独到观察:"雅化",意指一种不断冲破特定时空范围的广大化、持久化的演进趋势。钱穆认为,"雅化"主要源于大一统政治的早早形成。钱穆的"雅化"观对当前学界的一些重要议题,如"重写文学史"问题、"地域文学"问题等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此外,作为一种历史情境中的文学史观察,"雅化"观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从幸福论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伦理学史上,人们对幸福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方有快乐论和完善论,中国则有儒家道德幸福论、道家自然幸福论、道教长生不老幸福论、佛教普渡众生幸福论、“存天理,灭人欲”论和“民生是社会活动原动力”论。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旧的幸福论进行创新和超越。     

儒家传统荣辱观的时代价值切换

荣辱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儒家认为,仁义是区分荣辱的基本标准,好荣恶辱是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也是一个国家应确立的主流价值取向。儒家提出廉洁奉公,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知行合一等思想,是人们确立荣辱观的方法和途径。儒家的传统荣辱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考论

文章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中心,以书中所收录学人的取舍标准作为切入点进行考论,再将其置入其与《国学概论》、《清儒学案》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四部著作所组成的清代学术研究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阐明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观点演变与其著述体例建构的内在联系。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