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视角看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物。他收复台湾的壮举,一直以来被国人津津乐道,传颂千古。至今大家仍不断赞扬郑成功的民族大义,认为他驱逐荷兰殖民者,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郑成功及郑氏家族所代表的海商集团,更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深度参与者。郑氏父子两代建立的海商集团,顺应历史大潮,以贸易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海上力量,并最终称霸东亚海域。到了郑成功时代还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郑氏海商集团引领中国在全球大航海时代初期便深深参与其中,并一度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不是像人们认为的缺席了世界大航海时代。     

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曾经多次派遣传教士进入当时郑成功家族控制的东南沿海地区传教,尤其是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度辣等人,更是深入郑氏家族内部,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不少反映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书信报告,其内容涉及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早期关系、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交往、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郑成功的抗清活动等,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西班牙文资料,有助于学术界深化郑氏家族史与明清易代史的研究。     

家园与故国:明清鼎革与扬州郑氏盐商的园林空间

影园和休园作为明清扬州盐商郑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兼有地理空间、社会活动空间与文化空间三重性质。郑氏园林空间的兴衰与郑氏家族的浮沉紧密相联,呈现出家族与园林消长同频之势。具体表现为：作为地理空间,郑氏园林兴衰与家族浮沉同频;作为社会活动空间,郑氏园林的社会活动折射出郑氏家族的政治立场;作为文化空间,郑氏家族精神积淀了郑氏园林的文化意涵。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物质形态的地理空间,私家园林对园主经济实力等因素的依赖性较强;作为社会活动空间和文化空间,私家园林受到园主思想与行动的影响。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

在宏观历史视野内 ,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内 ,首先在前现代化的东亚创立了华夏文化圈 ,其次参与构筑了西方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文化自我 ,最后为东亚现代化准备了文化潜力 ,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之后迎来了伟大的复兴 ,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回眸与展望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始终是在一种动态关系中发展的。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和西方之间很少发生直接的交往，仅仅是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间接地实现相互影响。例如，通过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的一种辩证关系。在西方文化的摇篮时代——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探赜中华文化走向的脉络--兼驳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文化理论

中华文化国力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形成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并完成自身从逐步衰落到由边缘而中心的复兴。21世纪伊始,中华文化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比较视野下的鲁粤商人与近代东亚贸易圈

在近代东亚地区的俄罗斯、朝鲜和日本,鲁商和粤商是侨商中极为活跃的两大商帮。两大商帮的海外经营与华人的海外移民互为表里,在地缘、乡缘关系的基础上,其跨国商贸经营活动构筑起一南一北两大区域贸易网络。鲁粤商人在东亚三国商贸活动中的角色和功能有所不同,其经营方式既有若干共性,又因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资本和经验的积累,鲁粤商人在异国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实力,他们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商业网络,在若干商贸领域取得了优势,并对近代东亚贸易圈的构筑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政策比较研究

15世纪末至 1 7世纪中叶 ,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中英两国政府都力图把海外贸易纳入国家总体发展的轨道。一般认为 ,这一时期中国固守重农抑商的传统 ,西方包括英国则盛行重商主义 ,但两国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的异同及其根源、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这包括海外贸易政策的总体取向、具体进出口商品贸易政策以及国别或地区贸易政策。两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变迁不仅影响了海外贸易的兴衰 ,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两国现代化因素的成长以及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道路。     

从《库什王纪》看古代伊朗与东亚之交通

受益于伊朗人结合前伊斯兰时代传说和伊斯兰时代获取的新知而重述历史的文学传统,《库什王纪》这部史诗提供的大量地理信息可放在其成书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并与穆斯林古典历史地理著作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这显示出古代伊朗人对连结已知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路线及其途经地域有很好的认知,这与很早就已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大范围物质和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库什王纪》所载古代伊朗与东亚之间的交通路线明确显示出其商路本质。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晚清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1882—1894)

1882—1894年间,中朝之间的商路出现历史性变迁,陆路商路明显衰落,稳定的海上商路形成并拓展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中朝商路变迁与封贡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封贡体制是影响清代中朝商路变迁的根本性因素,而商路的发展变化也最终成为封贡体制消亡的助推力量。中朝间稳定的海上商路的形成与拓展促进了中朝乃至东亚贸易的繁荣,也改变了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即中、日两国的对朝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在对朝贸易中最终取代传统的中朝贸易而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参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竞争。     

《郑氏规范》的家政管理思想

《郑氏规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比较完备和典型的家族意法，它所体现的家政管理思想，对研究古代家庭管理及其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价值。古代丛书所收的《郑氏规范》，作者署名是郑太和（元代人），其实现存的《郑氏规范》经过多人增编，可说是郑姓家族几百年家政管理的概括总结。①《郑氏规范》的管理范围是一个世代同居的封建家族，这家族的最高管理者被称为家长。为了实施有效的家政管理，《郑氏规范》强调：“家长总治一家大小之务”。这里的“总治”并非要家长包揽一切事务，而是对其管理领导地位的确立。鉴于家长地位的重要，…     

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地位论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其发展虽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走的是一条完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等原因,郑氏海商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但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抵御外敌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应在中国史中给予其一定的地位。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模式

东亚区域合作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客观条件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区域内贸易快速增长、东亚积极参与全球性的生产体系、区域经济合作发生实质性进展。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首要目标,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将出现3个“10 1”自由贸易区的格局,在这一过渡模式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并逐渐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论东西文化交汇中的东亚艺术

有几千年辉煌的东亚文化呈现了一种东亚的自我形象 ,这是自轴心时代以来到西方扩张之前的东亚形象。在东亚的文化土壤里 ,无论已经经历了并还将经受多少冲突、矛盾、体验 ,抑或多少痛苦与欢乐 ,从总体上看 ,呈现出的是一部混合与融和、学步与创新、继承与变革的活剧。     

论历史上的"东亚世界"

在西方殖民主义向世界各地扩张之前,在亚洲东部,很久就存在着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东亚世界是随着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而逐步形成起来的,其范围除了现今中国的本土外,还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东亚各国、各民族通过学习和采用中国的文字、儒家文化、政治制度,通过贸易往来、佛教交流等,共同构成以中国文明为纽带的东亚国际社会秩序,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东亚各国同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宗藩关系,其形式是定期的朝贡。这是儒家伦理学说中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这种准封建政治关系虽不平等,但不同于西欧的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资本殖民主义东扩和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宗藩政治遭到瓦解,东亚世界也随之崩溃。日本曾试图通过武力征服,强行建立由日本主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国际秩序,结果遭到了惨败。东亚世界是东亚各国“自律发挥和自我完成的历史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心,是以各国仰慕向往悠久的中国文明所致。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自然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历史上东亚世界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合作、繁荣、稳定和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     

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明清时代的海洋政策,无论是严禁还是开海,无论是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指导思想上尽量限制民间航海力量与海外的交往。具体措置是,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