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发展的时代意蕴与乡村振兴的集成路径

乡村振兴是实现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的总抓手。从"时代之问""时代之蕴"和"时代之路"的总体视野给予"三农"发展"时代"观照,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维度。但随着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日益呈现出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各类权力或权利主体的社会行为不断经由"空间"塑造出来,"三农"问题就不仅体现为由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发展问题",而是更深层体现为由工业化、城镇化引致的"空间问题"。从"发展"到"空间"的转向,为"三农"协同发展的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全新视域。当前,既有研究不仅缺乏对"三农"发展"时代意蕴"的揭示,也忽视了对新时代"三农"发展的"空间"建构。因此,在解构"三农"发展蕴含的"目标使命-战略转向-关系重构-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策略调适"等"时代蕴涵"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城乡空间结构共生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制度"协同的乡村振兴集成路径,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理路与范式。     

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之“镜”与“径”——基于“四个自信”的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向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发展需要遵循“政府主导、城镇联动、全员参与”的建设规律.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采取的“田园城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并重”和“城市农村一体化”等发展模式具有可借鉴与复制性.有鉴于此,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及城乡一体化经验可以“镜鉴”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中,并立体化绘就出“科学发展先行、社会需要导向和多元成本分担”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建设蓝图,并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新时代意涵.     

“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数字技术作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契合乡村精细化、透明度、专业化治理需求,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发展转型。基于此,结合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在规律,对"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化治理从敏捷治理、多规合一、多元协同角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知识、信息等溢出效应,可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化规则适配能力、发挥数字技术引导效用、构建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向,以求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以“三农”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为抓手。乡村振兴战略本身便蕴含着城镇化产业、生态、文化等元素,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乡村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乡村治理开始发生新的转型。在乡村治理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乡村治理体制的标准化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制度化等两种实践样态;在乡村治理能力转型的过程中,凸显了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技术治理能力等两种实践趋势。从本质上看,乡村治理转型是国家整合乡村的过程,由国家自主性、工业城镇化发展及"三农"的现代发展等共同作用促成。由于我国国情和乡村社会的实际特点,乡村治理转型并非要消灭乡村,而是要实现乡村振兴,这就对当前的转型带来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反思:从实践上看,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活力,乡村治理能力转型应突出组织农民并推动其参与乡村建设。从理论上看,乡村治理转型代表的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须重视国家整合和乡村社会的自治功能的双向互动。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合作经济

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但未从实质上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只有加快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补偿性供给,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和相应农村经济组织,才能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通过股份合作经济疏通投资渠道,理顺管理机制,从农村做起,启动内需,促进消费,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发展之路.     

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研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属性的变化以及政府供给的局限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多元化供给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农村精英作为农村中的崛起阶层,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在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精英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力求对如何发挥农村精英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有所探讨,同时指出农村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保护农村文化生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农村及民间文化作为文化的母体,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凝聚力和感召力等因素的集合体。在我国现阶段,工业发展借力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而急剧膨胀,给农耕生产方式孕育的农村文化生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态面临着保护、发展、重构的考验。本文章从这一现实出发,对民间及农村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及其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和阐述,提出了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观点。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村流通体系的完善

对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我国来说,农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潜力.从农民收入、消费环境两条主线出发,深入研究农村现代流通体系与农村消费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完善的农村流通体系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优化消费环境;现有的农村流通体系存在诸多弊端,既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又对农村消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在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背景下,可以通过降低农村流通的成本、加强农村流通的专业化、提高农村流通体系的信息化、鼓励农产品流通保值和增值、促进农村流通体系的完善和集成、完善多元化的农村流通业态等六个方面来完善农村流通体系.这些措施的最终落实,既需要流通企业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农村金融改革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需要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支持,但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却存在许多不足,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极不适应.为此,我们必须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金融的要求采取有效对策,以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支持作用.     

统筹城乡就业——城乡协调发展的突破口

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其中,统筹城乡就业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突破口.扫清阻碍统筹就业的政策障碍,积极营造有利于城乡统筹就业的环境,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就业战略,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城市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宗族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消极影响与对策

宗族势力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因此,探析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分析其造成的危害,寻求相应的控制对策,对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农村现代化事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特性。化解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公共品的边界匹配问题

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和政治边界相互匹配,是实现公共品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边界匹配理论对于解释进而治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公共品供求失衡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在首先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农村公共品后,结合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现实中农村公共品的经济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错位现状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依据公共品的效用边界重建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治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