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盟水斋存牍》中的慎刑理念分析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司法观,被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督励,也为各朝良吏循吏奉行传承。甚至在晚明乱世,依旧是普通司法官折狱理刑的基本理念,这一点在颜俊彦所辑的判语与公牍专集《盟水斋存牍》中有突出体现。该书的慎刑理念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明慎用刑,衿疑改遣的罪疑惟轻理念;哀矜折狱,衿恤为怀的恤刑理念;事干大辟,不厌详慎的慎杀理念;斟酌礼法,情理为断的情法结合理念。可见,在审判实践中,司法官对待刑罚权运用的态度还是非常审慎的,尽可能严格地控制刑罚尤其是死刑的处罚范围和处罚力度,这与当今所倡导的刑法谦抑、刑罚节俭的精神相契合,对当今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林希逸的三教会通思想——以《老子鬳斋口义》为考察中心

林希逸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从三教会通的视角出发,广泛引用《孟子》、《周易》、《庄子》和禅宗等经典解释《老子》,完成了《老子鬳斋口义》一书,使该书成为中国老学史上一部有特色的著作。从形式上看,他广泛引用儒佛道三教思想注老、解老,显示出平等对待三教的态度。但从实质上看,他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本位,从多角度、多方位对《老子》语义进行训释和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儒佛道三教在《老子》解释中的会通。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

通过比较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相关章题与《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家语》存在很多后人改动的痕迹,而《说苑》则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很多材料可以证明,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但《家语》的改动并非出于王肃之手,而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所为。《家语》由于脱胎于“诸子百家语”之类的“说”类材料,因此在材料来源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故而很多内容并非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实录。     

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以《人生》、《高老庄》、《风雅颂》为中心的考察

新才子佳人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潮流的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重要类型。它并非传统文学书写中才子佳人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情爱波折中映现着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复杂纠葛。乡村才子凭借知识建构城市精英这一主流身份相对而言从易到难的历程,是近三十年人文知识分子处境的缩影;而他们与乡村佳人之间基于知识资本之有无的关系历程,在强化男性中心的性别文化格局时,也塑造着女性的被动性。然而,对乡村佳人的占有,无法真正消除乡村才子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心灵漂浮体验,并不能使其获得精神拯救。     

柏拉图所论“政治家技艺”及与孔子相关论述之比较：以《政治家篇》与《论语》为中心

柏拉图与孔子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思想对中西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涉及了政治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政治家的技艺。柏拉图关于此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政治家篇》中,粗略分析之,该技艺大致包括知识、中道精神、立法、演讲、军事以及各种政治技艺的综合掌控能力诸项。而同样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有涉及,但是,在这些共同的政治论题上,二人仍有同有异,从而反映了中西政治文化的类同与分野。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经史分途的“文化层级”和“身份选择”意识——以司马迁及《史记》为中心

司马迁之《史记》开＂正史＂之先河,在这关键的转折之中,文化背景与民族心理因素至关重要：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分,实为一种＂文化层级＂意识,与＂三不朽＂的人生＂价值层级＂相对应,二者皆中国特有;再者,由于世易时移,进入＂经＂书行列的时代契机不复存在,加之司马迁个人身份特征与孔子式＂圣人＂形象不合,没能如愿进入＂圣人＂行列...     

浅谈施蛰存对《现代》杂志的编辑策略——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杂志市场病态繁荣,激烈竞争中,施蛰存主编的大型纯文学杂志《现代》脱颖而出,一度辉煌。这归功于施蛰存成功的编辑策略:一、编辑方针兼容并蓄,坚持中间路线,刊发不同政治倾向、艺术方法与创作风格的文学作品,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二、编辑意识积极灵活,根据市场需求和读者反馈,及时多样地调整刊物的出版形式以开拓销路;三、编辑倾向趋时求新,将现代派和左翼文学并置以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等。本文试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进行说明。     

早期“神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兼谈“《易》以神化”为《周易》旨归

"神"与"化"的关联出现及其哲学化是在战国时期完成的。最初"神"是形容"化"的神奇、神速、不可思议,其表述常常是"其化如神",既可以指自然界之变化,也可以指政教之感化。《孟子》《荀子》同时出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一语,朱熹认为这可能是孟子、荀子同时引用的一句古语,这里"神"与"化"开始对举出现。到了《易传》《管子》,"神"哲学化、本体化,指向存在之整体性,明确以"神"为"化"的动力因,"穷神知化"为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战国末期或汉初的道家典籍中开始直接出现"神化"一词的合成词,认为"神化"为自然德教的最高境界,强调"神化为贵""太上神化",道家自然无为的气息浓厚。西汉《盐铁论》及东汉蔡邕文集中也常常用到"神化"一词,"神化"思想广泛影响到社会文化和文学层面,用来形容德行或德政之高。后世常以《庄子》所说"《易》以道阴阳"为《周易》的主旨,朱熹对此也甚为推崇。也有学者批评《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说为"未知《易》"。实际上,司马迁《史记》引孔子所说"《易》以神化"更能揭示出《周易》的主旨和根本精神,孔子"《易》以神化"比《庄子》"道阴阳"之说更为深刻。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韩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中国——以《朝天记》、《朝京日录》、《入沈记》为中心

许葑的《朝天记》、金堉的《朝京日录》和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记》分别是16世纪、17世纪、18世纪韩国文人的访华记录。比较这三部作品,可以发现文中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究其原因,是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和韩国文人看待中国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周易》美学研究一瞥——以“《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为中心

近代以来疑古派倡导的经传分观原则将易学强势带入了分立断裂的研究误区。在此背景之下,《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研究者提出经传通观的观点,主张将《经》、《传》作为一个发展和接受中的整体来看。经传美学通论首先将《易经》美学意蕴定位于含章之美;在此基础之上,从《传》对《经》的动态接受之美、含章从自然美到人格美的过渡、以悲为美、明美、《周易》与象思维五个向度对《经》、《传》美学之关联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对《周易》美学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作出阐析。     

族裔的“胎记”——论《女勇士》的阐释政治

身份政治是美国华裔文学的规定性特征。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华裔身份想象、表征和构建的场所,其阐释和接受是富于政治性的,是民族性和族裔性交锋的延伸。本文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女勇士》为例,分析该作品在接受过程中所遭遇的阐释政治,从而阐明后现代族裔作品实现族群身份建构的道路。     

以“天”为中心试析《列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

概念作为哲学体系的支点,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该哲学体系的脉络。将不同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对比,则有助于确认各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和发展顺序上的先后。本文以《列子》中的"天"概念为例,基于原文对其在具体事物、气化系统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作深入剖析,并将其与《老子》和《庄子》中的"天"作对比,发掘《列子》之思想体系与《老子》、《庄子》的联系与区别,并由此得出《列子》之气化理论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晚于《庄子》外篇的结论。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政治符号、“双十”纪念与商品推销——以《申报》国庆日商业广告为中心

政治符号是建构国家、群体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民国年间的国庆日《申报》上,广告主将诸如国旗、党旗、双十字、伟人名字或肖像等国家象征符号融入商业广告中,借此唤起广告受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从而达到纪念国庆与商品推销的双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