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钱学森之问”的逻辑省思

“钱学森之问”是面向我国教育的一道难题.从逻辑的观点看,这一难题与“李约瑟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联,我国教育中逻辑教学环节的长期赢弱是导致“钱学森之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逻辑学不仅是科学的支撑和培养一流科技人才的要素,对于人的理性素养的塑造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它更是不可或缺.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任务,迫切需要“逻先生”在我国社会各层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第三种人”和“浪荡者”——以鲁迅《且介亭杂文》为中心

“第三种人”和“浪荡者”分别是中西方“辩证意象”式的存在。“第三种人”和“浪荡者”所处地域背景不同,但都处在社会的变动转折时期。“第三种人”之于第一、二种人,“浪荡者”之于“大众”的关系是中西方社会动荡时代的特殊标志。“浪荡者”是西方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而“第三种人”所在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更为复杂,二者经历的“震惊”体验不同。鲁迅的杂文兼具了“第三种人”视角和“浪荡者”视角,在现实和历史的寓言里维持辩证和否定的逻辑启迪大众。     

从科学和人文之关系解读“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点中了我国创新人才成长的命门,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具有极深的思想文化内涵。现代科学与人文关系在中国的产生,是其产生的思想背景;科学和人文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聚散离合,则蕴育了其产生的整个过程。透过历史的表象,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角度深入思考可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待解决的问题;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实用化取向,是我国文化现代转型亟待完成的任务;而正确处理好中西方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创新与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与新观念,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1949:鲁迅纪念“国家话语”的形成

1949年的鲁迅纪念已经具有了"国家纪念"的性质,以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核心的鲁迅纪念"国家话语"开始形成,个体纪念话语开始逐渐隐匿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话语之中,呈现出跟此前纪念显著的差异。本年度欢快明朗的鲁迅纪念话语的出现,被重塑或被强调的"苏联的真挚友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等"鲁迅"形象以及被倡导的"学习苏联""自我改造"等鲁迅精神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鲁迅纪念已经开始步入"当代"。     

鲁迅“尼采”的踪迹及意蕴——以鲁迅杂文的历时性细读为中心

鲁迅自留日时期开始、到生命最后阶段为止的尼采接受史,一方面,并非如以往通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从交会点上向前不断攀升、终至彻底相离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一段从始到终都存在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抉择、移植和转换、改造的曲折复杂而又紧密连贯的思想经历和写作实践;另一方面,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始终是以鲁迅对尼采其人其书不完整的掌握和理解为基础的,但这恰好也使鲁迅的“尼采”作为鲁迅本人特有的思想镜像与文体要素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鲁迅与林语堂第二次“疏离”之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和林语堂两次“相得”和两次“疏离”的文章中,大多对其第一次“疏离”经过作了详尽的阐述,而对其第二次“疏离”,则多从他们对政治和艺术追求的差异进行分析,而绝无涉及“疏离”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直接原因。笔者根据陈望道的回忆、鲁迅日记以及他们当时交往的史实进行考证,认为其第二次“疏离”是在1934年9月13日曹聚仁招饮的家宴上。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竹内鲁迅”的“回心之轴”与鲁迅的“确信”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追忆自己写作《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心态时有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一语,竹内好认为这里的确信关系到鲁迅的回心之轴。从鲁迅的传记与作品文本中考察确信透露的心灵世界图景,并以此作为阐释竹内好回心之轴概念的一个突破口,可以确证回心之轴描述的实为鲁迅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重估中国神话“零散”之问——从典籍到数字媒介的神话谱系化实践

在中国神话学百年来的学术脉络中,始终伴随着“中国神话不成体系”的疑问和缺憾。这种因西学舶来而产生的文化观念错位,直到袁珂等人进行神话书写才得以部分纠偏。无论是研究者对“神话历史化”问题的解析,还是神话书写者的谱系化写作实践,都体现出将西方神话学本土化的努力。但真正意义上完成观念转变的,是技术迭代之后数字媒介的内容创作者们。在以抖音短视频为代表的神话系列创作中,中国神话内蕴的叙述魅力被激活。在新语境中,西方神话须有“神谱”的刻板面孔被解构,数字媒介的“文化之谱”被构筑起来。     

精神之“诚”与“伪士”——试析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留日时期,鲁迅以“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之“诚”批判“伪士”。五四时期,鲁迅小说聚焦民国共和危机下官僚、国粹家的精神状态,凸显“伪士”的假面,其价值取向呼应着与传统产生决裂意志所孕育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     

论鲁迅诗学——“鲁迅‘艺术世界’之构造”研究之一

鲁迅通过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鲁迅式‘艺术世界’”,呈现出一种理论构造 ,形成了特殊质地的“鲁迅诗学”。鲁迅学对鲁迅艺术世界——鲁迅诗学的研究包括 :“‘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在——外显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接受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语言——文化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生产方式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内在世界研究     

“意图伦理”与鲁迅“左倾”之关系辨——兼及鲁迅政治观的特点

鲁迅的"左倾"是一种自觉的并非基于"意图伦理"的选择,目的是致力于实现思想目标的"中间项"的工作;因此,鲁迅虽没有成体系的"政治思想",但却有独特的"政治观",其对政治的思考以矛盾的和非体系化的方式展开,同时,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这些特点,促成了其对各种流行意识形态的抵抗。     

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鲁迅与当代中国”研究之一

进入新时代之后,鲁迅一直被写在旗帜上。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并不完全符合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与新时代文坛掌控者的历史恩怨也是他进入新时代必然要面临的障碍。鲁迅之所以被新时代接纳,主要是由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他的推崇。但是,领袖的推崇并不能解决鲁迅的思想实际与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进入新时代之后,鲁迅必然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环境。     

“鲁迅风”与狄马的杂文写作——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思想文化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综合时代。思想价值的剧烈变动催生出了一代颇具叛逆色彩的“摩罗”型青年作家。他们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以北岛为代表的一代“愤青”,更不同于8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一代“顽主”,在向旧的社会秩序发出“我不相信”之余,精神却并没有从旧秩序中脱身。     

“谁”特指问与否定的相通性研究

从疑问和否定两大范畴的宏观角度入手,以"谁"为疑问标记的特指问为例,在前人关于"谁"特指问表否定用法的基础上,通过重点考察"谁知……"式、"谁说……"式、"谁叫……"式和"谁+不/没"式等四种常见的表否定意义的句式,揭示了现代汉语两大句法范畴———疑问和否定的相通性。"谁"特指问同否定的相通源于"谁"的任指用法和虚指用法,用于反问句中的"谁",既可相当于任指意义下的"无人",又可表示虚指意义下的"无人",也就是说"谁"在特定的语境中指代的对象仅仅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已,它并不像任指那样含有"人人"的意思,因此所指代对象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回心之轴”、关系思维与鲁迅的革命文学观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问题上的分歧,代表了知识分子面对革命的两种方式。创造社、太阳社在民族激情、阶级激情的支配下,出于对主义的认同而自觉追求某种秩序,而鲁迅却坚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与批判立场,坚持对于意义的追问。从其特有的革命观和知识分子观出发,鲁迅以一种关系思维的模式,进一步从革命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入手,表达了他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其一,革命侵入文学,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学的异化;其二,异化了的文学和没有了解革命本质的突变的知识分子也不会给革命带来任何益处。     

“爱的启蒙”——鲁迅与易卜生的比较研究

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围绕"先觉者的爱","遗传与救救孩子","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这些主题,两位作家在"爱的启蒙"方面皆以思想性著称,他们并非只热衷揭露问题,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都怀有盼望并引领方向,爱的主题都贯穿了整个创作生涯。易卜生剧中的爱多是伦理之爱,男女之爱,要拯救的是个体的人。鲁迅呼唤的则是人道主义的爱,无我的爱,要拯救的是民族的灵魂。     

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管窥——“木瓜之役”的“事件”与“风潮”

“木瓜之役”的本事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之前学界对“木瓜之役”个案的探讨,大多将其作为一个“事件”,并以围绕作家生平研究的模式展开,以期补足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的生平经历。本文试图打破“事件”的边界,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入手,对“木瓜之役”的本事“师校风潮”予以还原,进而勾勒被作家生平所遮蔽的政治文化语境,管窥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