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杨简的“知止”工夫诠释

“知止”及围绕该概念形成的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宋代心学代表学者杨简工夫诠释的重要内容。“知止”工夫包含了“本心”至善的先验性、自发自止的主体性以及心意合一的顺向性诸层面。人人皆具有正直向善的、本静本止的“本心”,只需充分发挥“本心”的能动性与独立性，则体虽常寂而思虑酬酢应用无穷，这便是杨简所追求的、寂感合一的“知止”工夫。杨氏希望以此消除“意”对心体的拘执，以无思无为之“止”实现道德主体之超越，并将其落实到孝悌慈爱的日常践履之中。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心上工夫"与王阳明的体验美学

阳明心学注重"心上工夫",即通过本心对"良知"的缘机体认和直觉领悟,使良知在本心直觉中真体朗显,活泼澄明.这种"心上工夫"使其心学美学带有生命直觉和现象直观精神:其审美把握的角度是境域中的时机化体认,其审美体认的方式是无现成、无绝对、无理障的直觉领悟,其美学形态则是由伦理思辨美学转向心性体验美学.     

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合内外”视野下阳明后学的发展及其分化

阳明后学的分野一直受到关注,王阳明融《易传》《中庸》《大学》合内外思想为一炉,通过创造性诠释"格物致知"以纠宋儒务外而遗内之偏,重新确立"合内外"致思路向,王阳明"合内外"的境界可以说"无内外","无内外"之"合内外"是即内即外,即外即内。阳明后学延续了王阳明的这一思路向继续拓展,但在如何"合内外"或"无内外"的工夫路径产生分歧,形成三种路向:王畿代表以内合外,消外以归内的合内外路向,工夫落在正心上;钱德洪代表着以外合内,由外显内的路向,工夫落在格物上;罗洪先代表着融贯内外,即内即外的路向,工夫落在知止上。其中罗洪先融贯内外与阳明合内外的方式最为接近,承续了王阳明的合内外之道,可谓阳明学之嫡传。     

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哲学家李材的《大学》改本 ,并将其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做了认真比较 :按照朱子的理解 ,则《大学》一书的基本结构应为 :三纲、八目 (经 )———三纲释、八目释 (传 ) ;此“三纲八目”结构成为一种“典型”。此后数百年间 ,人们在阅读、理解《大学》时 ,无不受其影响。李材的《大学》改本则对此有所突破 :李材以其“止修”学说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 ,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李材改本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大学》一文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予以关注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论王阳明悟道的三重体证——兼辨“神秘主义”论

理性主义哲学将王阳明乃至心学一系的悟道体验称作"神秘主义",认为所悟乃"纯粹意识",是"偶发""个性"和"主观"的,把握不到客观实在。然而,回到心学自身传统,阳明走的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直觉体证进路:他借助佛老的虚寂本体转向儒家道德本体,以"生生"统摄"虚寂",上达仁学,是为本体体证;又以解悟、证悟、彻悟为工夫次第,通过长期理论学习和现实磨炼,由渐悟而至顿悟,是为工夫体证;阳明久疑于"格物致知"问题,终在龙场大悟,由主体而上遂宇宙境界,是为境界体证。经此三重体证,阳明悟道体验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实践品质,其既不是所谓的"神秘主义",也非纯粹的理性主义,而是隶属中国哲学体证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诠释学背景下,应重新认识此一传统形上学的特点及意义。     

试析朱子与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子和阳明都把＂格物致知＂作为修养工夫的一个核心,但二人所要＂格＂之＂物＂和所要＂致＂之＂知＂,以及如何＂格＂,却大不相同。从二人对＂格物致知＂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窥探出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理学与心学不同的工夫论进路。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致知＂差异主要体现在修养工夫的着力点和的价值目标上。     

李顒"明体适用"说刍议

李顒合陆王程朱学说为一体,将阳明之学与其末流区分开来,以阳明的"致良知"为本体,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对阳明之学予以了深化.他提倡"实心悟体,实证实修",以"开物成务"、"明体适用"的经世学说,宣扬"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从而使他的思想站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前列.     

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论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李二曲与杨甲仁为例

李二曲与杨甲仁分别是清初关学和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二人相识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丽虚是他们讨论话题最多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刘氏的工夫修养和所至境界。对于程朱、陆王之学，双方都反对门户之见，注重将阳明的心性本体与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工夫统而论之；强调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以及本体在逻辑上对工夫的优先性。而对于《四书反身录》,李二曲重在阐述杞宋“文献不足征”及其产生的后果，而杨甲仁则强调孔子“征”的能力。二人的交游与论学是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跨地域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载的大心工夫论

在张载哲学中,心具有客观存在与主观活动、体和用这样的心性两重的辨证结构。张载的大心,就是"复其性"、"复其初"的"心"回复为"性"和"气"的方法,此乃一切工夫的核心。在张载看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正是通过大心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境界。     

程颢对吕大临修养工夫论的指导——以《识仁篇》为中心

吕大临先从学于张载,后又东见于二程。在问学于二程时,程颢对其关学"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自明诚"修养工夫论予以批判,并提出了"自诚明"修养工夫论。程颢认为吕大临在关学时期的修养工夫论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存在"防检"与"穷索"之弊。程颢对吕大临关学时期为学工夫的指点主要集中于《识仁篇》,其以"学者须先识仁"对吕大临的修养工夫论进行指导,而吕大临"默识深契,豁如也",并作《克己铭》以见意,表达了他对程颢"识仁"指点后的深刻体会。然而,吕大临并未抛弃其关学的为学工夫,他认为"自明诚"和"自诚明"是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的修养工夫。所以,关学"自明诚"修养工夫论和程颢"自诚明"修养工夫论在吕大临思想中得到了统一。     

儒道交融:罗念庵一体两面的终极关怀

"病厄之危—道业未成"构成阳明学者罗念庵生命际遇中悲凉沉重的精神情结。与宋儒避谈生死、顺任生死、侧重世间人伦道德所不同的是,阳明学者明确将"体证心体—超越生死"视为同一主题,完成了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学理念,这也是念庵以潜心体道来对抗疾病死亡之厄的思想背景。另一方面,因儒道同源的一致性以及念庵与道家的亲缘关系,其终极关怀呈现为一体两面:儒家万物一体的现世关切和道家忘情忘世的生死关切相互交融,构成罗念庵独特的"一体两面的终极关怀"。     

尹焞心性思想阐微

尹焞是程颐晚年最为得意之弟子,他对当时学界核心话题心性论进行阐发。他突出心性之别,肯定"生之谓性",重视诚、敬工夫,将二程开创的道学话语进行推阐,使其更加明确。他的思想虽然开创性不足,但却是程颐之学得以发扬、朱子建构哲学体系所不可缺少的。     

杨时儒学思想探析

杨时儒学思想承二程,认为儒家有着孔孟宗传的道统,儒家圣学是求道、行道的学问。他以"无适而非道"来阐发程颢的道论,突出求道不离"洒扫应对"的生活伦常、行道即是"行止疾徐"的生活日用;在求道的工夫上,他综合程颐"格物"说、程颢"反身"说,而最终以"体验未发"的内向反身的直觉体验作为工夫要诀;他强调知止而至,在知的基础上须作行的工夫,他阐发程颢"诚敬"和"廓然大公"的工夫,强调"执中"的"精一"之功,其主要诉诸"尽其诚心而无伪"、"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一己之好恶"的"直"的工夫。杨时等程门弟子阐扬洛学的努力,至其三传朱熹乃集其大成而为影响近世东亚文化甚大的朱子学。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