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符号学视野下“妹娃儿”身份仿拟萌属性研究——以湖北恩施利川《龙船调》为个案研究

"妹娃儿"是土家族和苗族人对女性的通称或昵称。身份仿拟对"妹娃儿"萌属性符号有以下三种符义表述方式:首先,"妹娃儿"萌属性语表分析,使妹娃儿萌属性限制在语音共时阈中,说明"妹娃儿"所仿拟的身份具有少女语音符号属性;其次,"妹娃儿"萌属性符义语里分析,表明其具有多种语义符号属性;最后,"妹娃儿"萌属性语用阐释其"时空性"、"可复制性"、"历史文化性"和模糊性符号象征。研究结果表明:符号学视域下的身份仿拟可以将"妹娃儿"真实身份还原即还原妹娃儿少女等多元女性身份。     

“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

批评的策略在于分析所谓"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因为构成文本意义的,是文本所在的话语传统。解读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具有诗学与汉学的双重意义。它揭示了文学想象与表述的内在意义结构,重建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的长城神话的话语传统,"长城"从一个历史建筑变成具有"他者"意义的文化符号。     

符码与元语言:媒介文本意义生成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传播问题是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象,符号学本质是意义之学,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传播研究中,主要揭示媒介文本意义是如何生成的。符码与元语言作为符号学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属于符号文本意义的构成规则范畴,决定符号文本意义的规则称之为"符码",而符码的集合称之为"元语言"。在传播研究中,"符码"与"元言语"既是生成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规则,也是人们解释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资源。将"符码"与"元言语"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可以实现传播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转向。     

符号的底线:始于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讨论

在皮尔斯(C.S.Peirce)的符号理论体系中,对于符号到底是否包含生物信号,以及解释项是否是符号,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论述。事实上,正是这些矛盾体现了皮尔斯的思想演变过程,尤其是从皮尔斯的"心灵"到"准心灵"的术语发展中,可以看出他的符号学思想进一步拓展的趋势。这一发展为生物符号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符号学家有可能将生物主体作为符号主体,从而将生物信号视为符号的基本底线。"辨别性解释项"和"回应理解性解释项"概念的提出,就是皮尔斯符号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     

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理论

"场域"一词可指人类生存的居所,也可指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置身性空间。而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一词主要指符号场域,它强调符号意义生成与传播的场域空间。符号场域之场位或在场者的置身性角度(身份等)会作用于符号赋意活动,以影响意义生成与传播过程。而整个场域的空间结构中,在场者的身份不同,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活动又会随之变化。符号场域的空间性关系、人的置身性位置这些在场的空间性结构方式会通过赋意行为作用于传播效果,它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活动呈现出来。     

外宣翻译之“噪音”论

外宣翻译与当今国际跨文化交流紧密关联，已然成为模塑意义世界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意义形成过程中冗余不可避免的事实意味着“噪音”不可避而不谈。廓清“噪音”概念的跨学科演化过程，厘清“噪音”的概念和外宣翻译中“噪音”的普遍性和两面性，将“噪音”视为符号表意系统的一部分，通过符号学两个“三分法”探析“噪音”形成的轨迹和意义，为外宣“控噪”和“除噪”提供学理性反思。一者印证“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二者佐证符号学方法论指导范围之广袤。     

中国现代“民间”的文学想象与异化

"民间"在整个20世纪文学表述中始终是一种去旧迎新的拯救性力量的指称,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作家文学表述中,文人精英每一次靠近"民间"的努力,最终却将"民间"推向更遥远的彼岸,"民间"反而成为一处被表述的空间。这个在一代代文人精英文学想象中被建构而成的"民间"异托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因为关涉现实生活时空中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选择和跨学科研究视阈的拓展,变得更为幻化难辨。如果不加辨析将作家文学表述中的"民间"当成现实民间意识形态,并据此来辨析现实生活时空中民间、精英与体制话语的价值选择,则势必导致某种意义的误读,造成"民间"概念范畴理解上的混乱。     

符号学术语"sign"的汉译探讨

作为一门引进学科,符号学核心术语"sign"的汉译必须体现学科术语翻译的简洁、单义和一致性特点,并能准确反映其学科内涵。通过"sign"的四个不同汉译名称的分析对比,"符号"是"sign"的最佳汉译。首先,因为"符号"与所属学科汉译名称"符号学"的形式和内涵相一致;其次,"符号"在汉语中属上位概念,涵盖面广;最后,"符号"与"sign"在意义和功能上基本对等。     

论“符号学”概念

一、“符号学”的五种不同概念 “符号学”一词是多义的,看来我们可以辨别五种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有五种符号概念,而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 第一,符号学可以等同于符号的语形、语义或语用性质,或者等同于以上一种、两种或三种性质或特征。而且,我们可以考虑其中一些性质,也可以考虑全部。例如,我们可以不问一个给定语句的符号学性质,而问那个句子的符号学。同样,我们可以问它的语形学(句法学)是什么,它的语义学或语用学是什么。由于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探询的都是性质,所以我们引入以下用语:“符号学p”,“语形学p”、“语义学p”、“语用学p”。     

“中西文化交流”之意义及其个案研究——以金岳霖为例

在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当下,有必要澄清"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意义、所指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一个组合概念,"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所指具有宽泛性和历史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研究时,既要进行概念层面的意义分析,又要与具体所指对象的研究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理清哪些历史事件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哪些不是。从而不再把西方文化单方面的输入与中华文化单方面的输出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但是,为了澄清"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和所指,就有必要把对概念的理解与具体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     

甲骨文“来”字构形及其相关

甲骨卜辞中的"来"被解释为像麦子之形,是象形字,即"麦"的古字初文,在卜辞中被假借为往来之"来","麦"是为其假借义而造的后起本字,"来"字上面的横画学界多认为是文字学上无意义的羡余符号,即赘笔。本文认为,这一赘笔是具有指示性的符号,与汉字构意有关,它标出了麦子的穗实,指出与其他农作物穗实在外形上的差别,即区别性特征,这体现着人们为同类事物造字构形时的思维方式。     

“空无”的意义：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

意义是符号学研究变奏曲中永恒的主旋律。罗兰·巴特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批评具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背景,并在其后结构主义转向和符号学历险中绵延着“空无”符号这一伏脉。《符号帝国》是对权力与意识形态神话的批判解构。具有断裂特征的语言、作者不在的文本、中心为空的文化等典型“空无”符号的意义,在文化建构的意义欢愉场中瓦解、消亡、狂欢,极具“自由”之义。对意义背后的社会文化剖析,体现了巴特对人之自由的终极关怀。     

从“商品”到“符号”——论布西亚对消费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分析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布希亚的理论结合了马克思的"商品"与结构主义中的"符号"的两种概念,以符号学观点研究社会文化现象.布希亚把物诠释为符号,而符号则构成了意义体系.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基本社会活动,布希亚强调消费体系的主导,并认为消费社会下的意识形态与商品和符号的逻辑一致即商品中的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符号中的能指凌驾于所指从而成为抽象、化约的代表,而这一特征也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的特质.     

从“赛先生”到科学主义批评:从符号话语系统变迁看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的建构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赛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是象征符号的作用,成为时代对大众启蒙的精神旗帜,这种象征性使"赛先生"蕴含了从科学走向美学的内在契机;科学主义在"八五新方法"的历史进程中属于指示符号,完成了"美学热"所带来的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化的使命,属于专门的学者研究。两次科学主义的进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接续而进的,但二者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却截然不同,这背后是文化与文学符号系统的深刻变化。研究考察百年的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至少可以得出三方面的启示,分别是传统文化符号的不可替代性,人文主义符号话语系统的不可缺失性以及中国当代自主性批评话语系统建立的比较对话性。     

从宇宙“闪光”到艺术之魅——皮尔斯符号宇宙论视角下的艺术

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宇宙的进化是一个通过连续性法则从第一性到第三性不断发展的三元动态过程.连续性法则的基础是第一性的质(qualities)的相似和连续,而第一性的质又正是艺术的基本特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艺术体验自身感受的质与宇宙的质的连续性,并以此来理解宇宙或世界.艺术真正的"魅"及价值也就在于通过这种连续将人和宇宙相关联,实现对意义的允诺.     

“言意之辩”与符号论的困境

"言意之辩"与符号论者面临着相同的困境语言-符号系统和其所指-意义之间的矛盾.他们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指出文学符号系统的具象性、不确定性方面有着共识.但在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论上都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其根源在于有着同样的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和对各自文化或科学的误读.比较中西方文艺批评在这方面的异同,目的就是寻求中西方批评精神的融合,解除方法论所面临的困境.     

作为第一性的“基础”——皮尔斯早期符号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

"基础"(Ground)是皮尔斯早期符号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它和"相关物"(Correlate)、"解释项"(Interpretant)一起,共同构成了符号意义过程的三元关系。由于"基础"既是一种抽象,也是一种性质,它究竟是对应的第一性、第二性、还是第三性,符号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艾柯认为"基础"既是一种观念(idea)、一种框架计划(a skeleton plan),又是一种被感受到的像似(likeness),因此是第三性和第一性的混杂。索内松则认为,基础是一种"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一种关系,因此是第二性的。事实上,"基础"是皮尔斯意义三分式中的第一性,它本身是一个三元体,包括意义主体基于经验的意向性、获义对象的品质以及意义主体获得的、基于这二者的感知。在意义过程的第一性中,意义的双向性已经出现。     

“恶搞”文化现象之符号学意义探析

以恶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符号学意义。具体而言,即研究符号运作背后以何种符号思维推动并以什么符号工具实现符号运作过程。将恶搞与狂欢化理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三个层面存在相似性,从而提出狂欢化符号思维是恶搞符号运作背后的驱动力量;通过对具体恶搞文本中符号片面化、符号降解和伴随文本三种符号工具的分析,例证狂欢化符号思维这一隐含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如何驱动恶搞符号运作过程的。恶搞文化现象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以“狂欢化”符号思维主导的恶搞符号运作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等外显表达层面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是在解构颠覆既定世界,重构新的意义世界,它隐含着对新生、创新、变革和多元化的憧憬。     

“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围绕"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观产生论争。论争的现代学术意义有四:其一,体现了现代学科分科意识和界定逻辑概念的论说方式,循由"样态"到"质态"、先"还原"再"阐释"的历史主义"情境还原论"的学术理路;其二,体现了主艺/主文、民间/文人学术立场之分野,"五四"后"民粹"价值立场的贯彻和变迁;其三,体现了有关音乐文学史的"大文学史"建构观;其四,"原点"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降"词源"问题争鸣中学术立场的逻辑和价值起点仍在主艺/主文、民间/文人之分野,可视为"唐词"论争的当代延续。其深层次的学术意义则在于:论争体现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文学"与"词学"及与传统"乐府学"不同的基本学术观念。回顾、梳理"敦煌曲"名义和"唐词"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对当下既回应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学术思潮,又走出思维和方法论误区,都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