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视角下的民间规范——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问题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存在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重视普遍性的民间规范,不应一味强调民间法的地域性。为了合理解决民事纠纷,在纯国内案件中也应考虑适用国际惯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民间法与国家法并不存在真实的冲突。不妨借鉴英国适用外国法(国际私法的问题)的经验,将民间法看作事实,设计出民间规范任意性适用的方案。     

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

传统民间法研究常遭受种种批评,其根源多在于民间法并未明确自身的规范定位。民间法属于行为规范的范畴,但并不属于法律的规范范畴,因而从学理上说需要以民间规范来丰富民间法的概念内涵。这意味着民间法研究首先需要着重关注民间规范对于正式秩序的结构问题,这是民间法研究在法治语境下证成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必然选择。民间法需要以权利为基本范畴展开研究,以期作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助益资源。民间法的当下研究任务包括:重建民间规范的话语体系、构建民间规范的理论体系以及证成多元规范共治下的新型法治模式。     

论民间借贷中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的冲突与合作

民间借贷这一传统民间行为有其内生的规范体系,与现行国家法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冲突。法律制度未能起到有效规制民间借贷市场的作用,也不利于维护国家权威。寻求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的互动与合作,是规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合理出路,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也有积极意义。     

民间规范与法律的全球对话

法律全球化的分析路径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压制的法律全球化,另一种是对话的法律全球化。寻求对话的全球化以及对话的法律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以结构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秩序创造的重要方面,它必须通过法律和法理对话的方式得以体现。特别是一个大国对全球化的参与,更应是一个自主的、对话的过程。那么,参与法理之全球对话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对话者的法理创造。在我国这样的法治后发达国家和社会结构、主体交往秩序具有明显独特性的国家,依凭什么进行法理创造?民间规范的挖掘和民间规范研究与规范法学研究的结盟,或许是实现法理创造的一条路径。     

事实的规范力量——论事实性民间规范及其法律方法意义

事实性民间规范作为民间法中仅以行为作为存在载体的规范类型,具有"默会知识"的属性,这就使得它不仅与实在法相区分,而且也与可言述的其他民间规范明显不同.它在实在法不可僭越的社会生活领域拥有规范力量,一旦实在法闯入这一领域而导致"调整不能"的后果,则事实性民间规范就可能在司法过程中被动出场并展示独特的法律方法意义,此时扬弃"实在法帝国主义"并恢复事实性民间规范的本有功用,就是唯具妥当性的裁判选择.知识属性的独特性和法律方法上的独特价值,也由此构成了事实性民间规范存在合理性的强固根据.     

民间规范的表现形式与效力探析——以贵州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为例

从社会发展史考察,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珍稀动植物得以保存,除得宜于国家制定法之外,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习惯法以及神话传说等民间规范对环境保护至今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实际作用。但民间规范的功能有限性,决定它要么被现代法治文明抛弃,要么通过立法的方式获得国家权力的认可,上升为国家制定法保存并施行下去。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的原因分析

当前农村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要保证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可持续发展,则需要研究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的原因.研究表明: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的原因集中表现于历史模式、政府干预、组织运行,外部监管和主体素质等方面.     

民间规范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逻辑分析

民间法不仅是解决纠纷的重要工具,而且也得以各种形式纳入司法过程而助益于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法多面性决定着民间规范司法适用的可能空间.共识撑持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与民间规范的发现、规范性与事实性间的互渡和事实性思维构成了民间规范司法适用逻辑的三个普遍性问题.司法实践中各种实质性因素的考量必须坚持按照法理出牌,否则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就可能成为法治发展的阻碍而不是一个活化因素.     

小巷大“隐”——民间画家董伯速写

南京中华门内西侧有条“小百花巷”。小巷狭小、古老．两旁的房屋古旧、低矮。作为古代建筑文明的遗存，在现代高楼林立的南京已不多见。古老的小巷曾因活跃着一个人物的身影．他就是被书画界誉为“江南丹青大隐”的董伯。     

规范监管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的规模相当庞大,且呈逐年快速增加的趋势。民间金融中大量存在的违法金融组织和金融行为,导致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建议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进一步规范监管民间金融行为,完善我国金融体系。     

“恶搞”文化现象之符号学意义探析

以恶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符号学意义。具体而言,即研究符号运作背后以何种符号思维推动并以什么符号工具实现符号运作过程。将恶搞与狂欢化理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三个层面存在相似性,从而提出狂欢化符号思维是恶搞符号运作背后的驱动力量;通过对具体恶搞文本中符号片面化、符号降解和伴随文本三种符号工具的分析,例证狂欢化符号思维这一隐含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如何驱动恶搞符号运作过程的。恶搞文化现象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以“狂欢化”符号思维主导的恶搞符号运作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等外显表达层面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是在解构颠覆既定世界,重构新的意义世界,它隐含着对新生、创新、变革和多元化的憧憬。     

民间规则与背景性知识——关于民间法研究中的一种分析模型思考

“民间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代表着一个研究领域,并肩负着对抗国家法霸权主义的重要使命登上了法学舞台。由于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和模糊性,“民间法”只能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加以使用。在民间法的进一步具体深入研究中,也许“民间规则”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加以使用,但由于其概念的相对狭窄,无法涵盖所有内容,加之民间法研究中的悖论———地方性与普适性的悖论———引发的矛盾,“背景性知识”作为辅助性的分析概念“隆重登场”。“民间规则-背景性知识”二元分析模型,是为解决民间法研究中的这一矛盾所做的一次尝试。     

“视为”的税法评判与纳税人财产权保护

"视为"一词常常被用来表达法律拟制,类推适用、推定及注意规定等法律意涵却易被人们忽略。在不同的法律意涵下,"视为"的构成要素及法律效果迥异。现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存在"视为"的表达内容混乱、滥用"视为"僭越税收立法权及"视为"的使用理由列示不充分等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视为"正当性适用的法治构造。建立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制、列示"视为"使用的正当理由、廓清"视为"的涵义指向与形式外观是对税法中"视为"正当性适用法治构造的有效路径。     

另一种“法的正义”——民间报应正义的法理分析

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诅咒现象,我们发现内藏在纠纷中而独立于利益之外的报应系统,称之为民间报应正义。民间报应正义既是一种社会观念,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秩序。它主要包括善的报应和恶的报应,这些因素既是报应正义诱因,又是报应正义的主要类型。民间报应正义与法律报应正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分属不同的秩序系统。法治应对民间报应正义高度重视,辩证对待。     

论法官认知中民间规范的影响及其规制

法官认知是司法过程中,法官认知案件事实和法律,然后作出裁决的综合的逻辑思维过程.能够对法官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如法官的学习情况、认知环境,以及情绪和动机等.民间规范在司法审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对法官认知和裁判会产生诸多影响,如民间规范作为法官的一种知识构成或经验法则,影响着法官的思维和行动等.对此,一方面要承认民间规范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某些制度或机制的建立与改进来规制民间规范在司法中的作用.     

程序规范的判例之维——以近年来民事审判中的“测谎”实践为例

法规范的形成是法学家和法官共同协力参与的结果,两大法系均是如此。我国民事审判为"测谎"程序规范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事诉讼研究可从中提炼关于测谎之合法性、证据属性、证据类型、契约自治、职权进行、程序指挥、举证责任、证明妨碍和认证规则等一系列程序规范。从方法论而言,对民事诉讼程序的判例研究有助于培育程序规范自我生成与修正的良性生态。它是联结理论与实践的恰当方法,也是对民事诉讼程序的精细化作业。     

论民间规范作为漏洞补充因素的合理性

漏洞补充乃是针对特定的生活事实,建构恰切的具体法律规范的过程。一些漏洞补充理论认为,漏洞补充中具体规范建构的支撑材料必须要到各种社会规范资源中去寻找。作为民间规范之典型的习惯是人类法律的来源、早期发展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习惯还是建构具体法律规范的重要基础和在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人们行为模式选择的基础性资源。民间规范作为漏洞补充因素的合理性,不仅以自身的本质理性得以展现出来,而且还能够通过对其它漏洞补充因素的支撑作用展现出来。     

“民间”的提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民间”建构

陈思和提出的民间理想形态的基本特征是自由自在、丰富多元的生命表达.以此考察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无论是民间文化视角的选择、民间形态的建构取向,还是民俗运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民间书写始终是在片面、单一的向度上展开,启蒙、审美、政治,构成不同时期的基本形态.这种单向发展的"提纯"倾向,不仅遮蔽了民间的真实存在,也导致了民间建构过程中真正审美精神的流失.     

民间规范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以贵州黔东南侗族村寨日常生活为例

民间规范指的是与国家规范相对应的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社会组织规范、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贵州黔东南地区侗族村寨中存在的民间规范,在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便于民间互助、监督、减少乡村社会控制的行政成本及乡村居民社会化等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