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诉讼化构造探析

通过分析侦查程序诉讼化构造的基本特征及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存在着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应通过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控制、增强被追诉方与诉追权主体相抗衡的手段以及协调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构造。     

我国侦查案卷形成机制研究:困境、比较及其完善

侦查案卷是我国刑事程序流转以及司法决策形成的重要依据,从形成机制的角度进行探讨具有独特意义。从侦查案卷形成机制的现实图景切入,我国侦查案卷存在着产生主体单方化、形成方式行政化以及形成过程封闭化的问题。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大陆法系的案卷制度存在着相应的制度优势,具有借鉴意义。基于此,我国侦查案卷形成机制需要采用渐进性的制度改革方案,做到形成过程开放化、形成方式司法化与侦查阶段的诉讼化。     

诱惑侦查的理论分析及程序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但诱惑侦查在侦查实践中却被广泛地运用于侦破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如走私、贩毒、贩卖假币等。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刑事责任分析

诱惑侦查由公安机关掌握着案件的主动权,它可以决定案件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可以决定行为人犯罪情节的轻重。若要被诱惑者承担全部责任,有悖于法律的公正性。被诱惑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其在诱惑侦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也应该有所不同。     

对新刑诉中有关特殊侦查问题的思考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的"技术侦查"这一届改变了过去特殊侦查"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在侦查法治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此节的条文过于原则化,对一些实际问题缺乏可操作性,表现出我国法律惯有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且对于一些概念有待进一步划清。故本文试图从新刑诉的条文出发,结合国外有关立法,提出完善特殊侦查法律规制的建议,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以期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侦查构造与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侦查构造理论和法治国家实际侦查构造的发展趋势表明,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已成为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合理配置的基本理念.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包括:侦查机关享有裁判权和司法权无权介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需要科学划分侦查权与司法权,实现侦查权非司法化,并引入司法权,实现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始于侦查程序 ,在英美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侦查程序 ;即使在当今的大陆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判中心主义的作用甚小 ,对于侦查程序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 ,做到理论先行、立法规定、实践遵循 ,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试论侦查讯问的程序控制

完善侦查讯问的程序控制,有利于维护侦查和保障人权的关系平衡。根据我国侦查讯问的法律规定现状,借鉴国外经验,应当从讯问地点、讯问主体、讯问时间、讯问前的权利告知、讯问方法、讯问对象、讯问结果的固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程序控制。     

侦查理念法治化探析

侦查理念是一个国家侦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侦查行为的灵魂,它引导、支配和决定着侦查活动,决定着侦查行为及侦查效果,是侦查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侦查理念存在一系列问题,它缺乏程序理念和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缺乏法律之上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法律监督理念,因此,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构建法治化的侦查理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     

试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功能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行使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功能,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和巨大进步,它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正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对于推进诉讼民主、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考察我国刑事诉论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有关法律规定,不难发现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制约着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拟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功能及其法律完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意见。一、律师法律帮助功能的理论及诉　　　　讼价值律师的法律帮助功能是律师进行法律帮助所发挥…     

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

侦查程序的传统构造以对侦查效率的强烈追求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普遍限制为特征.与刑事公诉领域和刑事审判领域高昂的改革热情和积极的改革举措相比,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相对滞后,试图通过立法强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现代化转型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制约侦查程序现代化转型的因素不只是犯罪控制任务的巨大压力,传统侦查理念的影响、侦查手段的落后等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侦查程序改革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整个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刑事司法程序的现代化需要侦查程序构造改革同步进行.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加速侦查理念的变革与侦查程序的立法改革,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侦查机关.     

简论侦查公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侦查公正对刑事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对侦查公正予以保障,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律师协助权;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不公正的现象.为保证侦查公正,建议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权、律师有讯问在场权;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检察引导侦查的价值评价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检察引导侦查的举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纷争。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反映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制度的迫切要求。建议将"检察引导侦查"改为"检察监督侦查",同时要从对象、时间、方式上限制侦查监督,包括监督侦查的对象的特定性,即仅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阶段性,即必须在破案后固定证据阶段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单方性,即不得召开联席会议。     

应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职务犯罪技术性侦查权

检察机关是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当享有与其职能相适应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完整的技术性侦查权,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由于技术性侦查措施事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一旦适用不当极易导致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不当侵害,因此,在赋予检察机关技术性侦查措施的同时,必须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即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两大法系法官侦查监督权之比较

综观两大法系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都赋予了法官侦查监督权,即法官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行为依法进行司法监督。但由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价值的认识差异,以及法律渊源、历史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国家对法官侦查监督权的立法规定也有所区别。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及其控制--以结构主义为视角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较为普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是办案人员的道德、业务素质问题,而且与侦查程序结构密切相关。本文以结构主义为视角,根据侦查程序结构不同类型的特点,论述了侦查程序结构与刑讯逼供的关系,并对我国侦查程序结构的选择提出了理性思考。     

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被害人既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要素之一。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阶段被害人较多的诉讼权利,但是,由于侦查程序本身的特殊性,法律规定与被害人的现实需要存在很大的差距,导致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方面存在不足。分析侦查阶段被害人人身安全权、财产权、知情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大数据侦查的适用限度与程序规制

大数据侦查通过数据搜索查询、对比碰撞、挖掘分析等方法进行犯罪回溯侦查与预测防控,其高度技术性、适用隐蔽性、运行多维性使得侦查权内部张力增强,侦查权呈现扩张趋势。传统侦查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泛用大数据侦查存在冲击刑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风险。大数据侦查广泛干预公民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其属性当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结合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运行样态分析可知,现行侦查措施体系规范难以容纳大数据侦查,应回归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侦查比例性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调适大数据侦查的应用范围与适用限度,并从刑事程序规范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辅助配套机制三方面构建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