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转喻--论《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艺术思维

在刘勰倡导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思维中,"思接千载"、"箭矢直行"与"禀才迟速"、"各师成心"辩证结合,即浪漫的神游与现实的思考巧妙交融,形成了隐喻与转喻的二元对立又融合的思维模式及其象征与举隅的语言表述方式.笔者旨在从结构主义文学视角重新观照<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艺术思维.     

从"边缘人"到"咱村人"--从《秦腔》看贾平凹小说创作的身份转变

贾平凹一直宣称自己是个农民,却始终像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的孤魂野鬼,是"被连根拔起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到哪儿都难活"的树和草.从<废都>里的庄之蝶到<秦腔>里的引生,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他的心路历程.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他那种深厚悲悯的乡土情怀.综观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乡土的关系上作者的身份大致经历了讴歌者-批判者-边缘人-咱村人的转变,情怀也有热情-冷峻-迷茫-塌实这样一种清晰的变化轨迹.<秦腔>以其极端的叙述方式将作者的乡土情怀推向极至.     

从"芳心花梦"的名士风流到"香草美人"的隐喻寄托--论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

探讨了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陈子龙有两个词集:一是<江蓠槛>,一是<湘真阁存稿>.<江蓠槛>写于青年时代,主要歌唱的是春天和爱情,凸现其名士风流,间有英雄迟暮之感.<湘真阁存稿>乃是明清易代之后的作品,自觉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手法,春情绮思中寄托着亡国之恨.从<江蓠槛>到<湘真阁存稿>,一以贯之的是风流婉丽的风格,但后者的审美意趣又有若干演进和突破,词蕴更为绵邈凄恻,包含更丰富的隐喻潜能.     

"界限"的政治——论《使女的故事》中的"界限"主题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获奖作品《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批判社会现实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界限":阶级界限、性别界限、地理界限、身体界限、心理界限、感情界限等,这些"界限"在小说的不同部分反复出现。基列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围绕着"界限"的政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包括"界限"的确立、维护、遵守和颠覆等。对"界限"的政治的敏锐洞察力使作家成功地塑造了反乌托邦基列国和它的受难者,表现了她对人类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的深切关注和忧虑。     

戏里戏外说人生--论中国戏曲的"间离"效果

中国戏曲的间离效果不是作为一种规则、理论有意识地运用,而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前后承传,广泛存在于中国戏曲的剧首、剧中、剧尾.中国古代戏曲自始至终都弥漫在或隐或显的间离效果中.它紧紧附着于丰富的情感或趣味,和剧本水乳交融、浑然天成,增添了整个戏剧的艺术魅力.     

《小城之恋》与《呼啸山庄》的超文本性研究

探讨《呼啸山庄》与《小城之恋》之间的超文本性,认为《小城之恋》产生于《呼啸山庄》片段的“二度”结构,它嫁接了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恩肖的爱情:爱的萌芽、爱的炽燃以及爱对他们的毁灭,并以此作为整部小说的框架。     

在完美的表象之下 --从《莎乐美》人物关系与戏剧冲突透视王尔德创作心理

独幕悲剧<莎乐美>是王尔德处于精神和创作转型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此剧曾因其人物关系结构以及由此激发的戏剧冲突的特异性,在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遭到禁演.实际上,剧中不断走向高潮的戏剧冲突,正是王尔德创作该剧时所经历的内心冲突的投影,这一投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尔德创作该剧时的复杂创作心理及其与当时社会观念的冲突.     

金庸笔下的性别乌托邦--论《神雕侠侣》中的两性世界

<神雕侠侣>是金庸的代表作,其中建造了反差极大的两性世界.男性形象在内心世界、成长过程、社会处境、人格特征等方面经历着全方位的磨砺,集合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人格理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女性形象只是作为一个符码,承载着美丽、仁慈、奉献、爱情等"圆满"的理想.这是作者所构建的一个性别乌托邦世界.     

名称来源问题的哲学意蕴--论柏拉图《克拉底鲁篇》对名称来源问题的探讨及其哲学意义

名称的来源问题在古代希腊与哲学的诸多问题紧密相连。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深入的探讨,阐述了古代希腊对名称来源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及其存在的疑问。本文结合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观点,对柏拉图的思想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同时揭示出柏拉图对于名称或语词的实在性的追求正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思想根源。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昭君故事的流传与演变

昭君的形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但其滚雪球似的发展速度,已将内涵扩充到极至,原有的史实便为丰富复杂的形象所淹没。或以其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或以其为民族屈辱的典型;或颂其忠君,或愤其失节;或哀其不幸,鸣其不平,或扬其声名,赞其伟业等。在人们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昭君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事件的意义逐渐明朗,昭君的形象日益丰满。     

本尼迪克特的意义：比较教育学的视角

《文化模式》一书奠定了本尼迪克特在人类学界的地位,《菊花与刀》则是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研究异己文化的成功例证。对这两部著作进行内在向度和外在向度的深刻解读,探求作者的研究视角、方法与理论框架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和意义。     

论文艺功能的嬗变与底蕴

网络时代,随着文学新现象的不断涌现,特别是现代高科技与文学相伴相生,进一步消解了文艺政治功能的中心地位,文艺的功能要素和功能体系等发生了嬗变,形成了以审美为宗旨的多种功能复合渗透的文艺功能体系。文艺的休闲娱乐功能日益成为平民消费的时尚;政治功能的中心地位逐渐被排挤,趋向潜导化;经济功能成为文艺创作的强大驱动力。文艺功能是随着时代、社会、政治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是随着社会的需要,发挥着与时代相适应的作用,从而表现出文艺功能的历时性流变特征。     

论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现代性

王国维文艺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质,这种现代性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态势彰显出来,其原因与王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禀性密切相关,他的文艺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文艺理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论王船山的俭奢观

王船山的俭奢观以理欲之辩为其立论基础,以絮矩之道为其核心内容,基本构建了一个体现民生与民本双重价值模式的辩证理论框架,认真审视三百年前的这一理论,对引导人们合理消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

起初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户籍制度，在文化传统及发展战略选择的路径依赖中，逐渐演化成社会控制、资源配置、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安排及其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以户口为维度的空间社会分层结构。     

道德的堕落与堕落的道德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国犹太裔作家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叙述了堕落少年霍尔顿的经历.霍尔顿的堕落是一种表面上的堕落,是对于商业社会的反叛,批判了这种社会中道德的堕落.霍尔顿的颓废是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性戏仿,他的虚伪表征着对更深层次上的真诚的诉求,而他对于自然的眷恋则表现出反异化的主题.霍尔顿的堕落具有深刻的道德性,蕴含着多重的伦理学和社会学维度,并在其间表达着一种道德救赎的理想.     

1949年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述论

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与深远影响的年代。本文依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指导,系统考察在这一年,国、共两党最高层基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所分别制订的军事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与实施的过程、结果,总结了各方的得失成败。     

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的再思考

作为对于人类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总结和概括的文艺学,其边界是在变化的,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论著《艺术哲学》中强调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对文艺的制约作用,对文艺学边界问题的研究不无启发。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在反思文艺学学科的基础上,借用“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并做出倡导文化研究的策略。但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的特点及“日常生活审美化”言说语境的差异,使得其着陆中国后,并未完全发挥出倡导者原本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