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朱湘十四行诗:体式的迷误

现代诗人朱湘，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是惊人的。他的对十四行诗的不同体式（英体、意体）的试验，充满个性，进一步发展了中国早期十四行诗的创作，给后来者以启悟。朱湘的创作自有其长短得失，借鉴其长，尤其是探析其短，必定能给当代诗歌以新的启悟。十四行诗体（sonnet），是格律谨严的抒情小诗，具有难以驾驭的形式规范，“以高难度的技术向诗人挑战．一然而，在本世纪初，当十四行体式与中国早期白话语言返逅对，许多内面的实质上的技术的消解、削弱甚至迷误会被误认为是独出心裁的创造。朱湘的十四行诗，包括英体十七首、意体五十六首，…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中国现代叙事诗写作的史诗化与现代化追寻

中国诗歌“抒情独大”,致使叙事诗不发达;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切期盼与实际行动中,中国现代诗人创作新型中华民族史诗的热望和尝试从未停歇。先后出现了晚清客观写实性的“时事诗”和“杂事诗”之类的“诗史”式写作,20世纪20年代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长诗史诗化写作,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左翼诗人的呐喊型叙事诗写作、民族主义诗人的颓废型叙事诗写作和现代主义诗人的歌咏型叙事诗写作,以及40年代庄严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写作。其史诗化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彼此阐发,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多声部的华彩乐章,积淀了丰厚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     

彭燕郊后期诗歌理论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存在着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七月”诗派时期 ,由于受到鲁迅和“七月”诗派同人的影响 ,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解放后 ,尤其是从 80年代以来 ,诗人更是自觉地、系统地梳理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使其独特的诗风得以成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诗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思考的诗、通感的诗、散文的诗。     

论谢楚桢的白话诗

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提到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在新诗初创期的贡献。有的文学史还对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列出专节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在新诗初创期同样取得不小成绩的另一诗人谢楚桢,迄今却从未被人提及。笔者认为,谢楚桢是一位长期被淹没了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的《白话诗研究集》是一本长期被淹没了的白话诗集。本文拟对其白话诗创作略作介绍,以供教学和研究新诗者参考。     

文化间性的例证：中国诗歌审美范式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诗歌的传统题材、“意象叠加”的艺术境界、“缘情说”的诗学理念、“兴”的创作手法、“哲理入诗”的审美范式,甚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汉诗的句式结构,在二十世纪几代美国诗人的创作中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体现。对美国诗歌创作实践产生了整体性影响。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差异与契合——西方现代派对中国新诗的两次影响

当被称为“朦胧诗”的新诗潮初露锋芒时,便有不少论者或贬或褒地把它同二三十年代的象征派诗歌联系起来,统称为西方现代派诗歌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二者从诗歌创作总体特征、诗人心态到同西方现代派的关系及其中国根源,都有着明显的差别,揭示这一差别并考察其形成原因,乃是诗歌发展史向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一 本世纪二十年代,当李金发从灰蒙蒙的“微雨”中把西方现代派第一个诗歌流派——象征派引入中国诗坛的时候,透过通感、暗示、大幅度跳跃和怪诞的比喻等眩人眼目的笔墨技艺,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陷入感伤中不能自拔的“世纪病”患者形象.诗人内心有着“一切的忧愁/无端的恐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

从中国30年代现代派的诗艺来看,显然是和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当年《现代》主编施蛰存函致望舒:“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现在所有大杂志,其中的诗大都是你的徒党。”任钧认为“现代派”的名称仅与《现代》杂志有关,他们实际上是象征派。事实上,现代诗派也和李金发一样,都是推崇法国象征主义的,只不过象征诗派并没有完整把握西方象征主义的真正精髓,也没有把象征主义与中国民族生活很好结合起来,因而创作的象征诗更多地停留在外部形式与技巧的模仿上,其艺术成就不能说是很大的。特别是其晦涩、神秘、看不懂的弊端,大大地败坏了象征诗在读者中的声誉。正如杜衡所说的,“我个人可以算是象征诗派的爱好者,可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派里几位神秘意味的作家,不喜欢叫人不得不说一声‘看不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

在现代新诗历史并不悠久成就却很辉煌的３０年间,出现了众多诗学取向,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新诗的“大众化”。正是对“大众化”的自觉追求或适应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现代诗人对民歌民谣表现出了一种广泛而持久的兴趣。于是,歌谣化不仅成为我国现代新诗中具有普遍性和最值得重视的创作趋向之一,而且集中表现出三次大的诗歌潮流:第一次是“五四”时期,以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第二次是在３０年代前期,以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左翼革命诗歌为代表;第三次是从３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的抗战胜利前后,主要体现在晋察冀诗派的创作中…     

论覃子豪的诗作与诗论

覃子豪的诗“稳实而圆熟,明澈而含蕴”。他的诗作,受了浪漫派、巴拿斯派、象征派诗人诸多的影响,但没有食洋不化,而是诗风严谨,细腻,充满着象征意味和神秘色彩,在诗坛上独树一帜。覃子豪的诗论以宏观上把握现代诗的特质、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和细致深入分析艺术问题相结合为特色,做到了立论有据,评价恰当,理论联系实际。在台湾当代诗歌批评史上,写下了这位“诗的播种者”带有奠基性的一页。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现实的诗化和诗的现实化——穆旦诗歌历程管窥

穆旦作为九叶诗群中的领军人物,其诗歌发展历程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论者往往以“旗”来指喻穆旦,也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和所有生活在苦难深重的本世纪的中国诗人一样,穆旦的诗歌发展过程中,除了不断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内在的矛盾和裂变也清晰可见。本文旨在考察穆旦诗歌中“诗与现实”的矛盾,就现代诗人在复杂残酷的社会现实中的艰难处境以及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进行一些不成熟的探讨。一有论者认为穆旦的诗艺探索历程经过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①,这种说法有它的依据和道理,但概…     

康白情的诗及其诗论

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诗人康白情。康白情,字洪章,四川安岳人。当年,这位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的健将,才华横溢,曾以《论中国之民族气质》、《难“思想律”》、《论团结》等政治、历史、哲学论文,受到重视和赞誉。然而,使他名声大噪,人们难以忘却的,却是他的新诗。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