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角色重塑——基于企业家精神理论视角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行政官僚体制危机引发了众多重塑政府的呼声.在众多政府再造的理论中,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即企业家政府理论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化政府改革浪潮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理论对我国的行政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企业家精神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企业家精神对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角色转变所起的推动作用,以期为行政改革中的政府找到更准确的角色定位,使政府在处理与其他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差异性比较研究

通过对行政机关和企业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建设现状的比较研究,发现在这两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在本质特征方面,行政机关组织文化具有政治性、强调共性建设和稳定性等特征,而企业组织文化具有经济性、强调个性化和动态性以及受领导者影响较大等特征.在建设现状方面,行政机关对组织文化建设的认识、先进价值理念的贯彻、组织文化的传播途径等方面与企业存在较大差距,而企业组织文化缺乏规范性.建议行政机关加强领导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贯彻先进的价值理念,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企业家,从而落实组织文化建设;而企业应加强社会责任感培养,进一步规范企业文化建设,形成稳定可传承的制度.     

女性私营企业家状况与企业家精神

使用2008年全国工商联第8次私营企业和企业主抽样调查数据和相关访谈资料,通过分析研究发现:与男性私营企业家相比,女性私营企业家以中青年为主体;女性私营企业家多从业于服务业,经营规模不大;女性私营企业家的收入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与男性有极大差距.女性私营企业家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积极的能动精神,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和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社会建构了独特的女性企业家精神.     

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视阈下习俗变迁的意义与路径分析

在习俗多元化的现实社会,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习俗规则是制约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习俗对一个地区的投资、贸易、需求、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正式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通过理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引导民族地区推进习俗变革,营造有利于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文化环境,是缩小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提升当地民众的权利实现能力的重要途径.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企业家政府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兴起的国际化政府改革潮流的最主要和直接的理论依据,它对中国的行政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对其有必要进行理论审视和重新认识.企业家政府理论有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普遍实用性的缺失;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基本概念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企业家政府理论进行深入考察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对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行政理性论

行政理性是指行政主体在价值判断、事实认知、目标规划、工具选择等方面进行合理权衡、理智取舍、客观分析、冷静思考的行为能力与行为模式,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建构理性与进化理性的统一,是主体理性与主体间理性的统一.行政理性的结构是以行政理念理性为观念内核,以行政制度理性为中间层次,以行政行为理性为外在表现有机连接而成.行政理性是行政主体批判行政现实的本质力量、反思行政思维的基本尺度、认识行政环境的思维能力、建构行政生活的能动力量.     

越商女企业家精神特质与渊源

越商队伍中的重要分支是越商女企业家.越商女企业家不仅具有越商企业家的一般精神特质,即"韧""勤""真""实""慎"五个方面,而且还具有女性企业家独有的特质,即,相夫教子和热心公益事业等.越商女企业家的上述精神特质,渊源于受越地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地区文化交流等因素影响下的越文化和越地丰富的名媛故事等.     

企业战略决策中的主观性研究

本文通过对常用战略工具的剖析,论证了战略决策中普遍存在着主观性的观点,并指出战略决策主观性产生的根源是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进而强调正是由于主观性的存在,才需要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最后阐述了规范战略决策行为,尽量避免由于主观性可能带来的决策随意性的一些建议.     

企业家精神推动苏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企业是弘扬企业家精神重要载体,是建设小康社会重要基础。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对组织绩效具有正向间接影响,说明企业家精神发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组织绩效提升;转型背景下苏北地区企业家精神具备独特性,企业家精神通过两种路径对全面小康社会产生显著影响;企业家精神只有以开拓能力为中介变量,才能显著提升组织绩效、夯实苏北五市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基础;开拓能力通过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丰富和完善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绩效理论,推动苏北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互动式”参与:一个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新时代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互动式"的特点。"互动式"政治参与强调政府行政推动与民营企业家自主参与相结合,其深层次的逻辑结构则是政治参与制度与参与主体理性的互动。本研究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出发,认为主体理性是其逻辑出发点、好的政治参与制度是其关键要素、个体与制度的互动是其实现形式,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有益有效的民营企业家"互动式"政治参与。该解释框架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将进一步深化学界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解;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简析浙江文化精神与“浙江工业化模式”的渊源关系

将浙江传统文化精神与浙江工业化模式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浙江文化的"勇于创新,注重功利"的基本精神,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     

论《田七郎》中的深层悲剧意蕴

《田七郎》这篇文章中蕴含着深层的悲剧意蕴。思想禁锢使读书人没有以前的儒士乱法的侠义之气 ;田七郎行侠仗义之举却有着自己无奈的悲哀 :旧时的“儒”与“侠”侠义精神的难以再现是社会的悲剧。     

通感在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通感在艺术设计中具有双向性、普遍性和时代性的作用，它是设计者与欣赏者的桥梁，失去了这座桥梁，就失去了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失去了艺术作品的市场。     

从大生纱厂看中国近代早期民营企业的经营特征

1898年,张謇于南通以股份制组织形式创办了大生纱厂。张謇借鉴当时其它民族企业的创办经验,使大生在申请创办、集资、企业股份、公积金、企业所负责任形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一定时代特色的运营机制。从现在的企业理论来看,这些机制也许不完善,但这些早期所形成的企业特征既反映了当时的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难和时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经济转轨、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突出了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分析熊彼特的理论,指出“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 而强化市场意识、培植风险意识、增进转换意识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三个重要方面,也是培养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可能途径。     

县域经济发展对农民企业家的培育

县域经济的发展从政策保障、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方面为农民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加速农村经济社会的分化,促进农村经济精英的产生,加速农民企业家职业化、社会化过程,促进农民企业家的文化认同,促进农民企业家自身能力的成长。     

资本主义精神、创业精神与中国企业家精神重塑路径

文章探讨了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与实质,分析了创业精神的维度与作用,探讨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中国企业家精神应是以“合法赚钱”为手段、以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为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圣外王”文化特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天职观”精神相协调、相统一的逻辑辩证关系思想,提出了中国企业家精神重塑的路径选择。     

传统农区工业化视角中的企业家研究综述

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性质属于次生中的次生,不能单纯地用次生工业化来描述,也不能照搬一般性的次生工业化理论.传统农区面临较强的制度性约束,企业家的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土壤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而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传统农区工业化必须重视企业家的作用,把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重新纳入经济分析中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能够鼓励生产性企业家产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农区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家短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企业家短缺问题,指出企业家短缺的制度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有企业制度,构建包括产权制度创新以及企业家选择制度、激励制度、约束制度创新的,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的国有企业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试论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抛弃。准确把握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应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其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