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巴塘藏族风情画——简介《巴塘志略·附竹枝词四十首》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辑的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四《巴塘志略》中附有《巴塘竹枝词四十首》(以下简称《竹枝词》)。这些富有民歌色彩的诗作,以通俗的语言,轻快的音调,以及恰到好处的藏语译音,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巴塘社会的现实及时代风貌。《竹枝词》所反映的事实在《志略》中都有记载,但它所展示的巴塘藏族社会生活画面更加广阔,更加深刻。这四十首诗很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读起来深有“身临其境”之感,使人     

迷楼考

扬州北五里,有旧观音山寺,寺踞蜀冈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故址。但官修史书对此无只字记载,地方志虽有所记,而语焉不详,且有牴牾。如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载称:“摘星楼在城西七里观音阁之东阜,即迷楼故址。”①而在此之前,乾隆年间修的《甘泉县志》却称:观音山寺“即古摘星亭址,俗传为隋迷楼故址者讹也。”②唐人韩偓所撰《迷楼记》为官修史书外有关迷楼的记载,但全文只字未提到扬州。从文末“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等句来看,韩偓所记的迷楼当在长安。因此,有人就对扬州之有无迷楼,持怀疑态度。     

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从清代方志笔记中所反映的江南社会风貌一斑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序言云:“民情风俗,国家安危之本也。”可见风俗民情对于社会盛衰、国家安危之重要。一地之社会生活,与该地之风俗民情关系至为密切。所谓“风俗”,明万历《龙游县志·风俗》曰:“上行下效之谓风,众心安定之谓俗。”也就是说,“风”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情,     

清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琯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扬州,盐商云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当时扬州藏书之浩瀚,又为发展文化创造良好条件。吴晗在《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中说:“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其间或互为隆替。”而扬州藏书之富·则又首推“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氏昆仲。     

地方风情 民族精神——《真州竹枝词》简论

《真州竹枝词》是江苏仪征的一部地方文学.仪征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它是大运河的入江口、扼江、淮河运道的枢纽,唐时已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宋真宗曾指定在这里熔铸金像,由于铸像仪容逼真,以后就有了“真州”、“仪真(征)”的地名.这里历来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有“风物淮南第一州”之称.“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清·王士祯《真州绝句》),“酒店原开红袖底,城门亦在绿杨中”(清·孔尚任《由扬州之仪真》)等等动人的诗句,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小说家也没有忘记这块土地,刘鹦在《老残游记》一书中曾经提到:“到了仪征大码头,可以随便吃到一些美酒佳肴,那里住有数万富户……”这些也许要算作外乡人写仪征,若算仪征人写仪征,我想《真州竹枝词》(尽管它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无甚名     

关于越中竹枝词

考订《竹枝词》之起源,《乐府诗集》云:“竹枝,巴歙也。”巴,即巴郡,在今四川东部,歙,即民歌。“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亩渐稀。”可见这种流行于川东一带的民歌,古已有之。及至唐代,《竹枝词》获得了划时代的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流传下来的。”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对先前《竹枝词》采录和润色的唐朝文人,就是颇有见识的著名诗人刘禹锡辈。周作人也说过:“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     

评鸦片战争竹枝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爱国的诗人、作家,激于民族义愤,纷纷以诗歌、散文、戏曲、小说为武器,揭露和批判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和清廷的腐败,歌颂人民的抗暴斗争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存的无名氏《京口夷乱竹枝词》(又名《镇城竹枝词》)、无名氏《扬州竹枝词》以及罗煚的《壬寅夏纪事竹枝词》共九十首,就是用竹枝词这     

二分明月——告慰先师

古人云:扬一、益二(隋唐以来天下之繁华发展以扬州为第一,四川虽称天府之国,也只能称第二)。在那时,人们竟能想象出去扬州的交通方式是“骑鹤上扬州”,多么地潇洒;当然前提条件是“腰缠十万贯”,又是多么地富足。天造长江,人开运河,东西精华,南北雄秀,皆汇于此。琴台月观,琼花迷楼:大明栖灵,玉人吹萧,皆需具美丽环境——园林为其不可或缺之一类。陈从周先生于“文革”前曾九下扬州,冒“厚古薄今”天下之大不韪,对残存在世的扬州园林进行了抢救性地发掘、考察,此书为其大成。常以《洛阳名园》、《扬州画舫》而自诩之,总结出了“两堤花柳全依…     

道是无情却有情——试论《西厢记》的结尾

自从元代伟大戏剧作品《西厢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蜂起,不少人将它和著名的董解元说唱诸宫调《西厢记》相比,二者各有轩轾。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吴兰修所说:“王实甫所本,有出兰之叹,然其佳处,实甫莫能过之。”近人付懋勉更说得明白:“在结构和情节上,《王西厢》对于《董西厢》的改进方面是主要的,在曲子方面则二家互有所长。未可一概而论。”在重视、赞扬《董西厢》开山之功的同时,亦对王实甫“花样翻新”所取得     

民间竹枝词考

竹枝词原为巴人民歌,其源头可上溯到春秋时期的《下里巴人》。竹枝词未必是由《下里巴人》直接演化而来,但它们同为巴人民间歌谣,必然在审美心理和文化内涵上有着相通之处。民间竹枝词最初和最主要的用途当是祭神。在发展演变中,即使是祀神之曲,其内容也多世俗化了。从风格上看,民间竹枝歌曲调多凄婉愁苦之音。从内容上看,以吟唱恋情为主,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当时的民俗民风。民间竹枝歌经唐代文人的大力仿作和提倡,《下里巴人》变为《阳春白雪》。     

海岛风光民俗画 东宁史迹哈咏诗——评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

晚清爱国诗人丘逢甲在光绪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曾写过一百首台湾竹枝词,深受台湾巡抚丁日昌的赏识,被誉为“东宁才子”(东宁;台湾别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流传于世的仅存四十首。连横先生在《台湾诗乘》中曾称赞丘先生的“台湾竹枝词四十首,久播骚坛。”可见其流传之广。现存的丘逢甲四十首台湾竹枝词,是颇为珍贵的文献,对研究丘逢甲早期的爱国思想和文学创作,了解祖国宝岛台湾的历史、地理风光、当时的生活风尚等等,都颇有意义。     

《申报》早期“竹枝词”刊载与清末上海大众文化消费

早期《申报》刊载了大量的竹枝词,它们以通俗平直的风格描述了上海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娱乐生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申报》早期大量刊载竹枝词,一则可以看出《申报》早期内容编排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趋势,同时也全面理解清末当时上海报刊文化消费的好奇性和民俗性。     

《红楼梦》作者新考

《红楼梦》约于清乾隆年间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当时,此书标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批者,未标明作者是谁。有人说作者是曹雪芹,有人说是“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有人说作者是诗人吴梅村,更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词人纳兰性德……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1904年,王国维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呼吁将《红楼梦》的有关史实搞清楚。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也。”     

讽刺文学与扬州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自古以来,颇多“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郑板桥语）。扬州本土和客居扬州的文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敢鼓敢呼,在不同时代,曾以不同样式,“为时而著”,“为事而作”：枚乘的《七发》开汉大赋劝百讽一的先河;唐代诸多诗人皆借隋讽唐;元代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曲制作新奇,揶揄百端;明代宗臣《报刘一丈书》抒发积愤,痛快淋漓;清代吴敬梓客死扬州,《儒林外史》也于扬州付梓,分明是揭示文人心态的利刃;……扬州历史文化的丰富营养,培养了一位位讽刺文学的巨擘;扬州政治、经济、民情习俗等社会生活百态,也为一篇篇讽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头。扬州讽刺文学的杰出成就,树起了我国讽刺文学的一座座丰碑,达到了作家所处时代的最高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     

祁韵士与《西陲竹枝词一百首》

清代山西寿阳祁韵士所作的《西陲竹枝词一百首》是一组具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竹枝词作品。其内容涉及西北边陲的山川地理、民情风物等各个方面,堪称一部完备的“西陲风土志”,扩大了竹枝词的表现范围。其作以阵容庞大的组诗出现,并采用了“诗中夹注”的样式,使竹枝词的表现形式更加灵活丰富,在艺术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变化。因此,祁韵士和他的《西陲竹枝词一百首》是竹枝词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家作品,是研究竹枝词的一则有价值的资料。     

福庆《异域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福庆《异域竹枝词》中新疆相关内容所具有的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采用文学性较强的竹枝词形式,对新疆各地的山川、风物、土俗、民情等进行了生动的歌咏记录;自诗自注中以图志的方式、用平实的散文句法大大充实了诗歌的内容,其注语使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有关乌鲁木齐、巴里坤地方官制的记述,反映出镇迪道当时建置的复杂性,其记载甚详为他书少有,可补其阙。《异域竹枝词》是研究清代中前期新疆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为汤显祖作考论

徐朔方先生认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系伪托,其主要证据是屠隆在万历二十三年春天没有到过遂昌,而时间署为“乙末上巳日”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中提到“适长卿访余署中”。其实汤显祖的两首赠诗证明了屠隆在春天有过遂昌之游,其他资料也说明了序文的真实性。事实上,汤显祖与屠隆在遂昌对《董西厢》的讨论及批订,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前一次极有意义的艺术酝酿。     

徽商与扬州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一大商人集团,对全国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资料表明,徽商与扬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均产生过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因此,研究徽商与扬州的关系,对了解明清时期扬州城市历史发展的原因,是有所裨益的。     

唐代江淮地区的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这就成为扬州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溉田四万顷;     

清代前期扬州城市经济

扬州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它几经兴衰,清初又发展成为我国东南地区一大商业城市。“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它的城市经济实力极为雄厚。那时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因而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李斗《扬州画舫录》对清代前期扬州城商业繁荣景象有具体的描绘。本文以此书为主,结合其他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对此时期扬州城市经济作一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