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代黄州府的进士

有清一代,黄州府的举业兴旺发达,进士及第的大有人在,进士人数位居湖北全省第一,成为湖北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既是因为黄州府的士风厚善、书院众多,还离不开地方官的重视和邑人的支持。     

唐代进士科举子资格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对举子有明确具体的资格要求 ,唐代进士出身者“无流品之别” ,主要不是唐代统治者为“牢笼群有 ,囊括九流” ,主动调整科举政策的结果 ,而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金天会十一至十五年进士辑补

天会十一年至天会十五年间,尚有需补充的金进士. 一、天会十一年进士:薛瑞兆教授考订出天会十一年进士4人(<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耿嗣昌、郝俊彦、杨用道、王建中.我以为,郝俊彦的进士身份应较可靠,亦可对有关的史实进行补充.耿嗣昌曾中状元,但将他作为天会十一年状元,似无确据.杨用道、王建中或许是天会间进士,但不一定是天会十一年进士.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取士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韩国(朝鲜)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韩国历史上科举的地位甚至不亚于科举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越南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历史上东亚诸国的科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属于中国科举的。东亚国家效法中国建立科举制,有力地促进了本国文化水平的提升。     

金天会间进士辨疑(一)

以下诸人是不是金朝进士,尚需加以辨析:(一)诸志中记载的天辅间进士。《金史·选举志》说天会元年始行科举,而诸志书记天辅间进士多名,他们是不是金进士?《弘治保定郡志》(卷一一《古今科第》)记天辅元年录进士9人,天辅四年进士15人,其中唐县人谭铎登天辅元年进士,唐县人石宣、     

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与古文运动

唐代进士为天下士林所企羡.当时,科举试卷尚未"糊名",知贡举者选人有很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当权者对举子的印象远比考试本身更为重要,他们的喜好往往决定了举子的命运.科场之外互相援引,形成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一些在文坛有名望的古文家利用进士试推荐志同道合者,影响知贡举者对人才的选拔,带来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繁荣.     

明代一甲进士群体户类与地域分布考述

明代一甲进士群体由各科状元、榜眼、探花所构成,共267人,其户类和地域分布广泛,对统治高层实现不同特点人才的优势互补和巩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军籍一甲进士占比高于军籍人户在总人户中占比,说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具有更为强烈的上升欲望并会为此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一甲进士81％来自南卷地区,14.23％来自北卷地区,仅3％来自中卷地区,说明科举竞争实际上是包含经济和教育发展程度、政治资源、文化底蕴、科举氛围、人口规模、举子应考能力等因素在内的综合实力的竞争;11.61％的一甲进士出自省际移民,是明朝为合法移民在移入地参加乡试提供制度保障的结果.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

本文就台湾进士这一地域历史人群之成员总数、名录、佳话、义举、轶事等钩沉索隐、取证考据 ,并就清代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有所介绍和评估。认为 ,台湾进士是一个于今不在、于今不再的人群 ,宜以“地域历史人群”视之 ;台湾幕友、台湾班兵、台湾塾师、台湾教谕等亦各是一“地域历史人群”、各是一研究的课题。     

颇具特色的宋代湖南科举

两宋湖南科举水平居全国中游水平,摆脱了唐代的落后局面,其发展与宋代湖南文化的兴起,人才的鼎盛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进士的地域分布呈现“南重北轻”的局面。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古文苑》与《续古文苑》评析

《续古文苑》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南宋王厚之编纂的诗文选本《古文苑》所做的续本。从选编的标准看,二书都是辑佚之作,辑录的都是《文选》集外、史传不载之诗文,编纂时都坚持儒家思想,并有意挑选各时代的诗文精品。从编选体例看,二者均始于文,终于诔,均比较重视箴、铭、碑、颂等文体,但孙星衍在沿用《古文苑》之体例外,还兼用《文选》的体例,故《续古文苑》体例远比《古文苑》精善;从编者身份看,二人都是江浙人,同为进士出身,都曾在馆阁任过职,又都好古博物,性嗜聚书,尤喜金石刻辞,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从编纂质量看,《续古文苑》在编纂、校勘上更加精良,而《古文苑》有章樵注释,却是《续古文苑》不能相比之处。     

清代山西按察使史实考异

根据有关上谕、奏折、履历等档案及吏科史书和志传家乘等资料,对清代山西按察使姓名、籍贯、出身及任职离职等有关记载歧异之史实进行考订。     

五代时期南唐校勘人才及其印刷传统

五代十国因其秉承晚唐印刷技术,又奠定了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地处江南的南唐国由于藏书与科举双重需要,其在继承晚唐刊刻书籍母本的同时,又在校勘印刷人才及制度保留,甚至具体的印刷技术上为北宋书籍印刷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因此,关注南唐印刷传统的意义就等于关注北宋书籍刊刻的继承源头。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雁"、"燕"国俗语义比较

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表现,依赖于具体的民族文化背景,而文化典籍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以文化典籍为探寻国俗语义的着眼点,从诗经中的诗歌到元曲,主要是唐宋诗词中探寻并比较“雁”、“燕”两词的国俗语义,对于领略历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准确、全面地理解词语的含义,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意义。     

清谈与猎官——对《九品官人法研究》的一个商榷

宫崎市定所著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可谓魏晋制度史研究著作中的经典之作,但他在这本书中对魏晋时代的清谈风气与选官制度的理解显然存在偏差。宫崎认为选官的乡品与官品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因此魏晋时代官员候选人会通过清谈来取得较高的乡品以期获得更高的起家官品。但宫崎的这一说法实际是存在问题的,他在证明其观点之时所用的卫玠的例子,也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