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一)

第一节士大夫的禅悦生活及其思想实质一、大小和尚和大小道士,他们的个性和共性二、士大夫的雅气之中的禅味及其来源三、妙玉吟诗,宝玉参禅;出家士大夫和在家大和尚的同一性问题四、清初士大夫和大和尚之间建立在儒释一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师友关系     

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

盛唐士大夫追求的是“冠冕巢由”式的半官半隐的生活。盛唐士大夫普遍拥有田庄别墅,这种“世上桃源”为他们的半官半隐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们的隐逸心态与六朝人不同,陶潜所幻想的“秋熟靡王税”已为盛唐士大夫的“愿守黍稷税”所代替。盛唐士大夫既与官场拉开一定的距离,追求一种身心俱足的平衡,又在传统文化心理的维系下,遵循儒家“不废大伦”的原则。盛唐士大夫从经济到心态的自给自足,造就了盛唐田园诗的“自在”——即秀美的风格。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来扬州寻访鉴真大和尚遗址的时期,扬州正是“沦陷区”,该时,四邻多垒,不可能自由舒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独托诗文展素心

我与饮冰室主人有相似的癖好:“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之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说到原因,任公本人以“丰于呢者”作解,而在我则往往是慕其人兼及于诗文。向峰先生是我素所钦仰的学者,多年前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康熙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

康熙初年,在清政权已经取得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汉族地主士大夫坚持反清立场,继续和清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一部分汉族封建士大夫拒绝合作,而清贵族统治者又大量需要他们参加各级政权的情况下,康熙皇帝“拉”、“打”并用,“软”、“硬”兼施,对汉族士大夫分子,采取了以下几项政策: (一)扩大科举制度,拉拢汉族士大夫分子满族贵族统治者,基于“治天下在得民心(系指汉族地主阶级),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的政治企图,早在顺治二年(乙酉),各直隶省即开始了乡试。顺     

浅谈陶行知的师德教育

陶行知(1890—1946)安微歙县人,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教育改革和普及的过程。创立了“晓庄师范”,办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形成了他独特卓有影响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非常相信教育的力量,他极为重视教师的品德和业务修养。他在《古庙敲钟录》一文中说:“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他认为从前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达则做官去,穷则教学生”的士大夫,就不配受人尊敬。本文仅就陶行知师德和修养略作探讨。 一、教师对于儿童教育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教师职业劳动的对象,既不是毫无生命的自然材料,也不是无意识的植物,而是在社会中不断成长和发展的有感情、有理智、有个性、有血有肉的青少年。这一特点决定了教师必须热爱学生。高尚纯洁的爱,是教师和学生心灵之间的一条通道,是开启学生心智的钥匙,是用以点燃照亮学生心灵的火焰。正如高尔基讲的那样:“谁爱孩子,孩子就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子。”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也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陶行知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要     

汤显祖致力教育的主要原因

汤显祖致力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除了遵循封建士大夫和学者倾心 教 育的普遍性原则之外，还在于有着他个人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把 教育作为实现其“匡时救世”政治思想的另一种方式；二是昭示对张居正借取缔讲学、毁禁 书院为名打击讲学之人(其中有不少是汤显祖的师友)的专制主义的不满；三是受泰州学派平 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对传统儒学教育有叛逆倾向。这三个原因促使汤显祖能对教育倾注极大 的热情，并在时机合宜之际(如贬官徐闻、任官遂昌)为当地的教育作出实质上的贡献。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     

论宋神宗与“元更化”之出现的微妙关系

宋神宗逝世后,其母高太后任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派,发动“无更化”,尽废熙丰新法,造成一次历史的顿挫。但事实上,司马光等人的上台,与宋神宗自身又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宋神宗无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煞费苦心地试图调和变法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由于他自身的社会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的调和收效甚微,随着他的逝世,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类哲学的生命隐喻

高清海老师的最后一部专著《“人”的哲学悟觉》出版于2004年8月,被列为《高清海哲学文存续编》第3卷,该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类哲学思想。八年前,我曾为老师的这部专著发表过一篇书评“人以释哲学,哲学以释人”①,其中以“生命的四重奏”来概括高清海类哲学的人性逻辑,就此我还简单地提到,“生命通过隐喻扩展了自身,成就人的生命逻辑”。今详论之,一则回馈师尊垂范以为纪念,一则报告研究心得以就教于诸位师友。     

“妙”论——六朝美学的一个独特范畴

“妙”之解义 六朝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审美范畴:“妙”。朱自清先生曾经这样写道:“魏、晋以来,老、庄之学大盛,特别是庄学;士大夫对于生活和     

庄子和阿Q

庄子死了二千多年了。这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大师,曾经以他在文学上和思想上的“才能”,在我国思想史上扮演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角色。在晋代,庄子思想风靡一时,一度成为时代意识;在唐代、他更被策封为“南华真人”,受到一些人的膜拜顶礼;这以后,封建王朝不断赞美他利用他;现代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歌颂他,吹捧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庄子哲学不仅在某些封建士大夫和失意的识分子中间一直有他的市场,而且最近它更远涉重洋,成为西方无耻、堕落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生活信条。这些人类的渣滓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从小林形象塑造看刘震云的胸襟与气度

刘震云通过小林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现出他艺术创作的胸襟与气度,即同情并理解小林之异化,“反讽”并“抗议”造成小林异化的现实环境。这种胸襟与气度和现代启蒙者“狂人”与古代士大夫精神相比,还远不够雄远和高逸,还有极大提升空间。     

论宋神宗与"元祐更化"之出现的微妙关系

宋神宗逝世后，其母高大后任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派，发动“无祐更化”，尽废熙丰新法，造成一次历史的顿挫。但事实上，司马光等人的上台，与宋神宗自身又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宋神宗无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煞费苦心地试图调和变法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由于他自身的社会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的调和收效甚微，随着他的逝世，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论陶渊明委运任化的生死观

对人生短暂、生命易逝的咏叹是古代诗人经常抒写的主题 ,陶渊明对生死的关注和思考则与以往的诗人不同 ,他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 ,以寂然的态度对待死 ,用委运任化的思想化解了对生死的矛盾困惑 ,从而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构建了一种回归自然、审美地享受平凡人生的崭新的生活方式———诗意的田园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