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之前命题与方法——以德沃金为中心

通过对德沃金对于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的解读,可以发现宪法解释在逻辑上所暗含的前命题。他们是:宪法具有极抽象性;宪法必须被解释;宪法解释必定离不开价值判断;宪法解释主体必须在社会中具有权威性。这些前命题同样是中国宪法解释必须认真对待的逻辑命题。只有厘清这四个命题的内在逻辑,才能对宪法解释予以正确的定位。同样,德沃金的道德解读方法也是建立在宪法解释的前命题基础上,对宪法解释方法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德沃金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并非以价值判断为所有内容,也遵循了规范主义、整体主义等路径。     

论德沃金权利论对罗尔斯正义论之延伸

德沃金权利论的终极预设是建构模式下的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这一预设来自于德沃金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解与发展。德沃金对罗尔斯正义论的三个论证特点,即反思性平衡、社会契约、原初状态,均进行了阐释与延伸,肯定了罗尔斯的论证方法,并根据罗尔斯的论证方法的特点得出罗尔斯正义论的预设是建构模式下的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进而接受这一预设并将之作为其权利论的预设。     

斯卡里亚宪法解释方法论及其评析

作为美国现任大法官,斯卡里亚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对美国法院及法官的宪法或法律解释具有重要影响。其主旨就是以文本为解释的逻辑起点,对文本既不能作严格解释,也不能舍弃文本作虚无主义的宽泛解释,而是作合理性解释,即对文本作原初含义之探求。文本主义方法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民主理念与司法角色,这种解释方法既具有文本的开放性,又受文本的限制,对于民主与法治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宪法方法论之觉醒——由合宪性推定说开

从目前对于诸多宪法事例的分析逻辑可以窥见宪法方法论的贫瘠.虽然法律方法论具有一般法学方法论的诸多通性,但其仍不能替代宪法方法论.通过对合宪性推定方法的认识,可见宪法方法论具有本体性价值.宪法方法论的存在根基于宪法区别于普通法律的特性.宪法的特性决定了宪法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之不同.宪法方法论的缺失将对宪法功能的发挥起到制约作用.宪法方法论的觉醒将使宪法更加具有生命力.     

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

中国现有的宪法解释学研究多注重宏观的理论研究和法哲学层面的思考,缺乏在个案中对宪法解释的理解和分析.艾尔弗斯案在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此案来观察和说明德国宪法法院对诸种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论证和判决的过程,可以为中国当前的宪法解释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借鉴.     

论法官解释宪法的能动性

宪法具有法律的根本特征,法官在宪法性案件中可能会对宪法条文作出某种程度的解释。论文结合国外法官解释宪法的历史经验,在自由裁量权、法官解释宪法的能动性、对法官能动性的制约等方面阐释了法官宪法解释的意义。     

原意主义解释方法的难题及其司法实用进路

原意主义解释方法是宪法解释中颇受关注的重要方法,但这种解释方法却因相对保守和僵化的立场而在理论与实践中遭遇到一系列困难,直接触及宪法解释的规范性限度。在对学界有关原意主义解释方法论争予以诠述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原意主义和非原意主义都是构建良好的宪政秩序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正是两者的对立性整合,才使得宪政实践始终在充满张力的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深化其规范性根基。     

宪政与方法: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宪法学之研究方法转型

宪法学之研究大致基于三个层面:价值宪法学、规范分析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公允说,当前宪法学之研究还多停留在价值宪法学与规范分析宪法学层面的研究上,宪法解释学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成为一种学术主流.在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就是依宪行政的当下,必须把宪政所蕴涵的真理性价值转换为制度性的选择与建构;学术界的贡献则主要是为国家宪政机制提供一套得以运行的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宪法解释,研究这套解释方法的学问就是宪法解释学.因此,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就是关乎宪法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大问题,也是确立宪法解释学的核心与关键问题.     

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

宪法解释应当以何种方式展开是中国宪法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对美国1793年确立的“禁止咨询意见”原则的探究可知,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宪法解释机关的功能相适应。虽然各个国家确立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模式,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宪法解释只能适用抽象解释的模式,宪法解释程序的建立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论道德理性

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通过实践建构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身心关系 ,当这些关系中的主、客体处于彼此适合的状态且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时 ,就是所谓的“合理状态” ,理性就是对这种合理状态的观念把握和实现。与三类关系相对应 ,理性分为工具理性、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道德理性包含了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 ,决定于工具理性。道德理性的实质内容在规范理性层面表现为权利平等、公平分配和人民主权。在人格理性层面则难有通约的实质标准 ,因为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私德领域。通过理性要把握的“合理状态”是一个价值事实 ,所以它不是认知的 ,而是反省的 ,并把通过反思的“价值事实”作为道德推理和证明的逻辑起点     

关于德育问题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一直是低效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德育所提倡的道德远离大众,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二是德育远离生活。所以要提高德育的实效,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     

论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公正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它使有序的社会伦理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道德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条件。道德回报之道德既是现实性道德与理想性道德的统一,也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回报之回报包括“对道德的内在回报”和“对道德主体的外在回报”两个方面。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道德化,并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赏善罚恶”实现政府对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供给。     

论立法者的伦理素质

对立法者伦理素质的分析是立法主体伦理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立法者良好的伦理素质能为基于利益博弈和统治合法性而形成的具有正当性的立法决策结果的现实化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维度。换言之,具有良好伦理素质的立法者能极大地提高立法权效益。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的考量,从立法的正当性出发,对立法者伦理素质的考察就相应地具有法的制度道德和立法者职业伦理的双重视角。在此,价值诉求居于支配性地位,它直接凝结成法律这种权威性规范的制度道德内容,成为判别法律是否优劣的直接标准;职业道德素质则直接表征着立法者的整体精神风貌,成为影响立法权效益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读书与著述

浏览一些古今学者有关读书与著述的言论,可以看到两种好似矛盾的倾向。一方主张慎写特别是慎发表,如黄侃重基本功,告诫学生30岁以前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他自己更是声明“五十岁以前不著书”。另一方主张勤写多写,朱光潜介绍过自己边读边写的治学方法,认为带有研究问题地读,可以读的更认真、精细。任凯南对学生说,你们在30岁以前,应该大胆发表一点东西,好坏没有关系;不然的话,过了30岁就难得有勇气拿出自己的东西了。他自己就终生没有出过一本著作。     

Mind Reading, Decep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Kantian Moral Agents

Classical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classify behaviors from their effects, not from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Here lies a potential objection against the view that morality can be explained by such models, e.g. Trivers' reciprocal altruism . However, evolutionary theory reveals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evolution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factors them in as selective forces. This opens up perspectives for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to problems that have traditionally worried moral philosophers. Once the ability to mind-read is factored-in among the relevant variables in the evolution of moral abilities and counted among the selection pressures that have plausibly shaped our nature as moral agent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can contribute, so I will argue, to the solution of a long-standing debate in moral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concerning the basic motivation for moral behavior.     

人生何以需要道德信仰

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必须以信仰为基础。道德信仰的生成有着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逻辑根据。从人生角度而言,人生具有有限性、未完成性和创造性,这为道德信仰的生成提供了逻辑前提与基础,从而使道德信仰成为一种必然性的产物。     

推进我国“全民阅读”的几点思考

全民阅读率和阅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应根据阅读本身规律、国内外全民阅读经验和国家战略需要,采取适当的策略,推进我国全民阅读活动,构建全民阅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