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搜查制度的运行现状、问题及完善

实证研究表明,搜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无证搜查比例过高、启动搜查的实质证据标准缺失、搜查的执行程序随意、监督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以及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观念的缺乏有关。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搜查制度应以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为指导,注重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和权利的救济与保障,在本土化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立法、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我国的正当搜查程序。     

完善我国现行搜查制度浅论

搜查是发现犯罪和揭露犯罪的重要侦查手段,搜查过程也是最容易发生侵害被搜查者合法权利的阶段。我国现行搜查制度存在较多的缺陷,既不利于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更不利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修正现行搜查制度势在必行,也是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试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改革

我国现行搜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立法过于粗疏,缺乏一些重要制度的规定;搜查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合二为一,缺乏监督;搜查程序缺乏必要限制等。制度上的缺陷反映在执法上,就是搜查权力的滥用给无辜公民的正当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的刑事搜查制度,既能发挥搜查的应有职能,又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成为我国搜查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类诉讼化改造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是发现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关键环节,我国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念,但相应立法制度供给不足,约束和激励机制缺失,导致原本"能启动应尽启动"的制度设计初衷演变为"能不启动就不启动"或"不得不启动"的实践操作模式.究其原因,在于刑事再审启动程序功能定位模糊、政策理念和制度设计过于偏重发现客观真实,导致法的公正性与安定性的关系失衡.改革完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关键,应当坚持"依法纠错"原则,着眼于构建清晰明确的规则,改变原有"一刀切"的立法模式,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不同情形,从启动事由和标准、启动主体、启动结果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包括建立有限再审模式,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基础,确立"确有错误"和"确有错误可能"的启动标准;明确由上一级法院或检察院为启动主体,对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成立第三方复查机构;进行类诉讼化改造,强化当事人的申诉权和程序参与权;确定启动决定的法律拘束力,完善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与涉诉信访终结程序的衔接机制.     

本土化视野下的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我国搜查制度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法律条文规定较多,但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性规定;搜查决定权采取自我控制的监督模式,但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划分了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但缺乏内容的充分性的特征。启动搜查程序无明确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较高和协力型的诉讼结构是造成非法搜查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整无证搜查的条件,增设同意搜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由检察院行使搜查审批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搜查执行程序,彻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途径,可以健全我国的搜查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是仿照原来苏联模式设立的,现已不能满足我国刑事诉讼法打击制约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设置决定了刑事审判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在我国立案是每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启动程序。在很多情况下,未能对所接受的立案材料进行调查,无法确认其是否符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条件。有必要在现阶段重新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律师参与侦查“关键阶段”的功能与规则

侦查中存在着关乎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关键阶段,法治国家莫不重视讯问、辨认、搜查、强制采样等关键阶段的律师参与,以保障人权。律师参与侦查关键阶段,还能提高侦查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为审判辩护奠定良好基础,避免冤假错案。受传统侦查观念的影响和旧有侦查模式的限制,我国律师不能参与关键阶段,给侦查带来诸多负面功效,更抑制了刑事司法的保护功效,也影响了它的准确性与正当性。因此,值得在我国探索并逐步推行刑事辨认、现场指认、讯问、鉴定等关键阶段中的律师参与。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刑事特别程序探析

刑事特别程序是当今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的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对西方国家的刑事特别程序进行了介绍 ,并对在我国建立刑事特别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论刑事附带搜查制度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人员在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虽无搜查证,也可搜查其身体、随身携带的物品、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住所或其他处所的制度.刑事附带搜查的成立必须具备"合法逮捕"、"即时性及其修正"、"须有附带搜查的必要性"三个要件.刑事附带搜查范围必须以立即可控制原则为限.     

论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制度建构

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存在的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影响着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为此,应当增设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以确保刑事一审程序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相关制度的建构应该包括对和解案件的范围、和解的主体与主持人、相关参与人、和解的内容与效力、和解的监督和制约等内容予以规范;此外,对重刑案件也不宜一概禁止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关键在于正确把握适用限度合理;至于对老年人犯罪案件如何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问题,除极少数案件之外,可以适当放宽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限制.     

论紧急搜查制度

紧急搜查是无证搜查的一种,各国立法皆加以规定并承认其在收集证据和打击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对其加以规制以保证其应用的合法性.文章就紧急搜查权的控制、紧急搜查权行使的合法性及我国紧急搜查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进行论述.     

关于以契约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以国家公诉为主。但是,近年来人权保护和程序正当化思想的普及、被害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快速增长的犯罪率,使我国的国家公诉制度受到严峻考验。笔者设想将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这两种刑事协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由国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和被害人共同参加的完整的刑事协商,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以期通过这两项制度的结合来克服他们分别的问题,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全面和解。     

略论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特征。但从其证据制度的立法角度来看，它没有独立的证据法典，其刑事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中，蕴含在证据原则和一般程序规定里。学界对德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仍存在误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判例对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如何从司法制度层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议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刑事司法制度。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指导思想的反思与修正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指导思想过于追求实体真实,导致再审程序启动随意,造成司法资源浪费,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并不完全相融.应当引入程序公正、既判力、人权保障、诉讼效率等现代司法理念,树立"有限再审、依法纠错"的指导思想,以促使我国刑事再审程序...     

死刑案件中“隐性和解”与制度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面貌出现在死刑案件审判中并发挥了特殊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应当绝对禁止,还是给予一定的生存空间?在特定的死刑案件中,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依据平等、自愿等原则进行刑事和解,同时辅以国家补偿支持、社会福利保障、心理辅导计划等制度。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应当坚持罪刑法定、程序法定等原则,防止花钱赎刑、漫天要价、代偿致贫等问题。     

刑事程序法治的社会生态环境障碍及破解路径

刑事程序法治的普遍价值与中国百年法治探索实践,充分证明了刑事程序法治对于国家法治的根本意义与关键支撑。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进程还存在着诸多社会环境障碍,必须积极推进民主宪政以替换集权体制,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以破除市场垄断,持续强化公平正义精神以洗礼身份特权,努力实施简政放权方略以解套社会瓶颈。     

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在我国的建构

程序选择权是体现刑事被告人诉讼主体性、参与性的一项诉讼权利,由于其涉及某些刑事程序的展开或某种刑事诉讼制度的实施,西方法治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均重视和赋予了被告人以该权利。在我国,由于传统诉讼文化、现行诉讼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不管是审判程序还是审理方式,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均处于缺失状态,从而导致不少问题。鉴于此,我国应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合理建构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我国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审判程序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与完善.此种修改凸显了尊重诉讼规律、回应现实问题、契合时代发展、体现刑事政策的鲜明特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对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发挥着导向与规范的作用.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审视新刑事诉讼法在审判程序方面的改革,指出其进步之处与缺陷所在,对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主要从审判程序的设置、审判对象、证据制度、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等方面突出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