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策略探析

随着90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就业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仅是改善他们生活状况、促进社会融入的主要渠道,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社会动力不足、思想文化投资不平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组织机构与投入保障体系、建立新型的投资运行机制、加强文化与发展取向的引导、培养企业家精神、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等路径,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以推进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在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边缘化。本文从职业理想、自我意识、社会适应力、身份认同、心理压力等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思想状况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和谐社会建设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生命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已成了当前社会越来越值得注意的问题,导致他们漠视生命的原因有着学校和社会各种因素。因些,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教育,要从学校抓起,借助社区平台,并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加强生命教育,同时弥补制度的不足,以消除社会隐患,建设和谐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新探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面临着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过程不平等、教育结果不平等这样一些问题。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二元户籍制度屏障、法律制度不完善、外部因素的制约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是改革教育制度、落实平等原则,完善法律法规、进行制度创新,大力发展经济、提供物质支撑。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实证调查与分析——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增强教育需求.以常州市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状况,并提出应对相关教育需求问题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索

近年来,农民工群体逐渐进入新生代农民工时代,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于推动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群体,采取分类分层的办法,健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在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探析

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路上的障碍逐渐消退。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仍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维护更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滞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没有形成制约机制等制度性、体制性缺陷,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缺乏,也降低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功效。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亟须从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完善,以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应增强政府社会资本,发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以不断提升农民工经济地位,引导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融入社区和加入群众组织,扩大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情况。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08年5月至2009年9月分别在浙江的温州市区、鹿城工业开发区、黎明工业区、瓯海经济开发区、温州市高科技工业区、龙湾工业区、黄龙工业区等多个外来务工者聚集地,对275位外来务工人员和281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问卷调查,并访谈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教育部门等。结论:本次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经济情况差,家庭教育意识淡薄,家庭教育缺乏正确的方式。     

工人、资本与国家:理解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视角

阶级实体和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性质需要从工人、国家、资本三方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入手进行考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在三方关系中占据中心位置,对劳资关系和工人阶级具有塑造能力,国家并非只会选择做优势阶级的刻板代言人;劳资矛盾是否激化以及工人阶级成为秩序合作者还是激进行动者,与国家如何定位和处理劳资关系有关。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在当代还有没有潜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在劳资问题上的角色与措施,可能缓解工人对国家和资本的对抗性、促使工人转变成秩序的合作者,也可能激发工人的对抗意识。如果是前者,阶级分析会因劳资对抗问题的缓解而不再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如果是后者,阶级分析就不仅是恰当的理论分析工具,还具有重大的实践内涵。上述视角可能也适用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问题。     

新时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歧视现象透视——以瑞安市为例

自1996年以来,国家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指导地方各级政府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推进教育公平。当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人学机会公平基本实现,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教育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阻碍了教育公平的有效推进。瑞安市是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发达的民营经济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务工人员前来就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为此,本文以瑞安市为例探讨新时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歧视现象、原因及对策。     

教育公平视野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子女与城里的同龄儿童相比面临着教育不公平的巨大难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是社会发展中、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中将普遍存在,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教育公平视野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子女与城里的同龄儿童相比面临着教育不公平的巨大难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是社会发展中、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中将普遍存在,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求探析及协调解决——基于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从需求与供给双重视角对福建省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障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供给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调查也表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和性质上的供需脱节。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状况与供给状况相联系、相结合,理顺各种制约性要素,畅通供给渠道,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