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法视野下对中国刑事法律的透视——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文件中,成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我国已经签署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本文将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探讨该《公约》对我国刑事法律的影响和我国必须做出相应的法律修改或补充的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与统一战线工作

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构成部分 ,也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一旦加入国际人权公约 ,国家就得承担相应守约义务。我国即将加入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是目前国际上内容最全面、也是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其对我国统一战线工作提出哪些要求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要求 ,是我们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诸如自治权、一国两制、民族、宗教、结社等相关问题上 ,我们须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国际公约、中国国情与实施公约、守约与保留等关系 ,通过不断完善国内法治环境 ,逐步创设各种必要条件来信守签约诺言 ,提高人权享受水平 ,以驳斥西方反华势力的无端攻击。     

61届联大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

第61届联大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这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通过的第一个人权公约。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主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国大使纷纷对这一公约的通过表示祝贺。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广泛、最全面、最有影响的管理和规范海洋活动的国际公约,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订,但时至今日仍未批准《公约》,令人费解。本文回顾了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渊源,通过《公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关联性的论述,探究美国未批准加入《公约》的缘由。本文认为,随着国际海洋形势和美国自身实力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批准《公约》是大势所趋。美国一旦批准《公约》,必将附加对其更加有利的额外声明、条件等,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国际人权公共与统一战线工作

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一旦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国家得到承担相应守约义务。我国即将加入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是目前国际上内容最全面，也是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其对我国统一战略工作提出哪些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应如何应对这些要求，是我们贯彻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诸如自治权，一国两制，民族，宗教，结社等相关问题上，我们须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国际公约，中国国情与实施公约，守约与保留等关系，通过不断完善国内法治环境，逐步创设各种必要条件来信守签约诺言，提高人权享受水平，以驳斥西方反华势力的无端攻击。     

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

本文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背景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继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着重讨论了在国家考虑“参与”国际制度和“参与以后”两个阶段里《公约》与中国的关系 ,具体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参与《公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两个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历程、挑战和中国角色

1982年通过和开放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部重要的海洋领域综合性法律文书,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尽管《公约》构建了现代国际海洋秩序的法律框架,但《公约》并未穷尽关于海洋权利义务的所有事项。回顾《公约》通过40年的历程可发现,《公约》的谈判、通过、生效和发展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和利益的博弈,其精心构建起的微妙平衡反映了海洋管辖与海洋自由这一对相生相伴矛盾的互动。《公约》通过后的40年间,国家实践的差异、海洋技术的革新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给包括《公约》在内的海洋法发展提出了诸多新挑战,外化表现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扩权与随意滥用。中国与《公约》同行40年,在国内发展、国际形势和《公约》的共同影响下,逐步确立和深化了自身的海洋观念,践行着有特色的海洋实践。展望未来,中国应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出应对《公约》挑战的可行方案,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蒙特利尔公约》下的赔偿责任体系及相关问题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随着美国作为第30个国家的加入,已于2003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约于2005年7月31日对我国生效。本文通过对《蒙特利尔公约》与其之前的公约(华沙公约体系和IATA责任体制)进行比较,阐述了公约的重要意义及重要新增内容,探讨了公约相关问题。     

冷战中的合作:美国与联合国《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修正(1969—1975)

面对罂粟和大麻非法种植,特别是海洛因非法生产和贩运的不断扩张,美国政府力图进一步完善麻醉品的国际管制。它从最初希望制定新的鸦片公约,到选择提出《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修正案,再到美国国务院通过寻求国际合作,借助麻醉品委员会、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积极吁请,最终成功地推动《修正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的通过和正式生效。这不仅是美国毒品外交成功运作的例证,而且是国际社会通过合作强化全球禁毒体系的重要见证,更是冷战趋向缓和的一个缩影。     

《纽约公约》及其对中国仲裁制度的影响

1958年《纽约公约》树立了国际仲裁领域国际统一立法的典范,为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广泛使用的争议解决方式得到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石,也对中国仲裁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利挑战、规则重构和诉讼愿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未明确提及全球气候变化,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愈发紧密。这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洋暖化或酸化等问题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和解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海平面上升是否会导致领海基线移动、岛礁法律地位变更,将对一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法律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和破坏,如何通过规则重构的方式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碳排放、海洋暖化或酸化、大气污染跨界损害的有效规制是国际社会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但在诉讼主体资格、法律义务和可归因性的认定等方面,国际诉讼活动仍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障碍。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法上承担接受该公约的约束,《公约》与现行国内法一样在中国法律体制内具有同等效力。《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应是以转化为主、纳入为辅的模式。     

海盗罪的国际法规制

为了打击海盗行为，16世纪以后，西方各国逐渐形成了关于海盗罪的国际习惯法体系。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开始致力于将惩治海盗的习惯法法典化。《尼翁协定》及《尼翁补充协定》是前期的主要成果。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制定了《日内瓦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的定义、构成要件及执法权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上世纪80年代后，国际海事组织又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关于海盗和海上暴力行为的示范国内法》等富于操作性的法律文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浅析农村儿童公共活动空间的定位与发展

一、农村儿童公共活动空间建设的必要性 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界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全面参与家庭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是儿童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之一。我国城乡儿童全面发展和参与文化生活权利的实现程度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农村儿童的教育环境尚不充分。     

略论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

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是危及公海海上安全的国际犯罪。虽然《日内瓦公海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公约都对本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做出了规定,但是并没有规定本罪的具体刑事责任。因此,公约缔约国就必须在其国内法中将公约的内容加以贯彻。     

“人权与外交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加拿大公民项目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人权与外交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1年 5月 2 3～ 2 4日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挪威、丹麦等国的专家参与了讨论。研讨会的主旨在于探讨人权与各国外交政策的关系 ,主要议题如下 :1 国际人权理论 :西方与非西方人权理论的差异 ;2 西方国家人权政策的国内因素 ;3 西方国家人权政策的比较 :加拿大、美国、法国以及北欧国家 ;4 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与理论争论 ;5 中国与西方国家人权政策的比较。首先发言的是来自美国的戴维·福赛…     

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人权问题

在日益深化与高度扩张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进程中,知识产权对人权形成了冲击.<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是人权与知识产权冲突的焦点所在,本文旨在阐述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进程中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的集中表现,并试图分析这种冲突产生的法律之内与法律之外的原因,以期引起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制定者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论人权概念的起源

近代的人权思想萌芽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君主论》的面世为标志。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法国人权宣言，保证了人类完成第一部保障人权的宪法产生。人权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国际人权公约，就是对各国的一种约束，中国将“人权”入宪，也是为了使我国人民同样享有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权保障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胜利后,人权的保障逐渐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和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可能.由于人性的弱点、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霸权主义和集权主义的长期存在,我们在承认人权普遍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人权的特殊性.在自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三者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权得以实现的一条法律路径,即自然权利通过法律的保障转化为人实际享有的权利.当然,权利的实现还有其他的路径,如道德、政策和宗教等,但法律的保障无疑是社会生活中人权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路径.只有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全球公共交往参与者的协商、交涉,通过寻求“世界法”和国内法的相互承认,才能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