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国共两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本文以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所执行的截然不同的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对国共两党及全民族抗战的影响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国民党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但也有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之时抵御外侮的一面；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但却有共同的民族利益；现在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两党有着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点没有改变。因此，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全面振兴，国民党应响应共产党的主张，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如何理解“第三领域”——从市民社会和法律多元的角度

本文探讨黄宗智教授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一个案例的分析,本文阐明该概念核心内容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交叉,进而对与此概念相关的论争作一番梳理,指出这是由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当事双方所依托的不同理论传统和研究旨趣造成的。＂第三领域＂所针对的是采取＂国家-社会＂二元分法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而对它的批评所依托的是法律人类学中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从前一种视角看＂,第三领域＂这一概念具有破除二元对立传统,适应中国具体实践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思想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处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芒,极富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在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 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凝结起来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既包含民族性,又内蕴政治性、阶级性。爱祖国是每个民族和人民共同的“恋母情结”,但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利益的差别和对立,爱祖国与爱国家常有分离与对立的现象。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对立阶级的消灭和阶级利益     

“人民”的话语实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内涵流变的法理学反思

“人民”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早已有之.西方语境下的“人民”话语,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原本就具有公民、个人、国民的法律内涵.在古汉语中,“人民”原为民氓,指的是与君、臣相对而存在的平民大众.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汉语中的“人民”才具备了现代法律话语的意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通过运用民族传统思想和价值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通过“人民—群众”路线以克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七五宪法”中将“人民”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称谓,尝试通过人民权威在实践中的确立,以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在法律领域内将人民与敌人对举、人民与整体相连的实践,使得法律语境中的“人民”脱离了个人、家庭和种族的基础,导致了法律与人民性的背离.同时,作为绝对整体的“人民”在法律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使得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规则秩序失效,权力不断膨胀,而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试论“区域”法律制度的新发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关于第十一部分的执行协定,确立了＂区域＂资源的基本法律制度。国际海底管理局相继制定了＂区域＂内多金属结核、热液硫化物的探矿和勘探规章,正在制定富钴结壳的规章。＂区域＂资源的国际立法发展了＂区域＂法律制度,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论“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

法律是阶级社会及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执行专政的职能。“一国两法”,即“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说得具体一些,即1997年和1999年以后,在香港和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基本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一国两法”排除不排除人民民主专政?“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在“一国两法”体制下人们要不要有专政意识、要什么样的专政意识?这些问题,将提到包括各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面前,困扰人们的思想,理论界必须加以超前探讨,及时给予回答。     

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概念及其在指称理论中的意义

＂严格指示词＂是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联系。通过仔细解读克里普克的文本,以及对克里普克严格指示词理论与摹状词理论间区别的分析,本文对＂严格指示词＂这个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情报系统与情报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

引言工作定义在本文中,"情报"一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不论其来源、提供方式或所使用的传输手段如何."数据"一词系指数值数据和统计数据."情报系统"一词也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泛指图书馆、文献情报机构、数据库、情报传送服务机构、情报交换所等,并且包括由上述各部门组成的情报网.情报——国际合作的基本要素诺贝尔奖获得者K·阿罗提出:"如果某个国家或阶级拥有可使它实现更高生产率的     

美国风险投资优先股制度的中国运用

美国风险投资优先股创新起源于传统的投融资双方股权安排的制度不均衡。通过对《美国风险投资示范合同》梳理可以发现,风险投资优先股权涵括了固有权能、相机抉择权和创业企业特别控制权。在长时间内,我国风险投资优先股是在红筹交易架构中实现,但是伴随＂10号文＂出台,红筹上市之路受阻,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施该机制遇到多重障碍。随着风险投资产业本土化格局渐成,市场主体对优先股制度需求日益加强,现行法律下的权宜性安排又造成制度成本陡然上升。在此情况下,唯有汲取美国经验,改善境内相关公司法律环境。     

依法执政与“党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规党法＂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纪与其他党内的各种工作规则,＂党法＂不是法律,目前我们所说的＂党法＂与国法中的＂法＂不是一回事。本文认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统称党的规章制度。依法执政的提出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这一规范执政党执政行为的法律正是＂党法＂。因此,＂党法＂一词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预示着党的制度化建设的未来方向与执政行为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所以建规立制是当前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清代词学与选词学

＂选本学＂是中国古代＂书写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特有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选本批评的一种,所谓＂选词＂,是指根据一定的需要和意图,有意识地选取词家、词作汇集成书。清代选词学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清词流派的形成、清代词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探讨清代选词学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清代选词学的选源和选则;二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史建构的关系;三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学理论建构的关系。总之,通过对清代选词学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入地认识清代词学的建构及中国古代选学批评。同时,20世纪以来人们接受的＂词史＂,最初在相当程度上是清代的＂选词学＂提供的。因此,以清代＂选词学＂研究为基础和起点,进而回溯唐五代至清以前的选词学,不失为一条扎实的学术路径,有利于梳理古代＂选词学＂从早期的音乐文学立场逐渐向文本文学立场的转移,有助于更切实地阐释音乐文学向文本文学蜕变的历史走向,也有助于对古代＂文学史＂的建构方式予以更深入的理解。     

法律移植的隐喻学阐释

法律移植一词属于隐喻,在思维结构上,器官移植是喻体,法律移植是本体,基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需要根据器官移植的语意,来理解、界定法律移植的含义.任何两个事物都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性,只有它们之间的类似性达到一定程度,隐喻的使用才是成功的.因而人们须对作为隐喻的法律移植一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明了其与器官移植的差异之处,防止张冠李戴式的误用.法律移植一词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意味着一种观察视角的选择,具有某种片面性,还需要其他的法律隐喻对其补充、校正或替代.     

“没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没有的”吗?——对“阶级性始终是法律最重要的特征”一文的一点质疑

潘念之、董立坤二同志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4期上的“阶级性始终是法律最重要的特征”一文中关于法律“始终是有阶级性的,没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没有的”,法律是“和它的阶级性一起消亡”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提法太绝对了。法律是如何产生的?潘、董二同志说:“法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到阶级社会才有的”。这种说法,粗略地看,未尝不可,但仔细推敲,却缺乏科学性、准确性。这里,潘、董二同志把法律的产生与阶级相联系。我认为,准确地说法,法律的产生应与国家相联系。阶级和国家是相联系的。一般来说,两者是同时共生,无甚区别的,在论述不少社会历史现象时,两者可作同等概念使用。但在这里,即确定是否存在没有阶级性的法律时,却不能     

从模因论看“给力”一词的传播与应用

＂给力＂一词在2010年广泛传播,是一种令人关注的语言现象,值得分析和研究。本文从模因论的视角出发,对＂给力＂一词的传播、应用及变异进行研究,指出＂给力＂不仅是一种模因,更是一种强势语言模因,它的复制和传播是一种语言进化的表现。     

“经济主义政治模式”语境中的“阶级”概念——一种政治哲学解读的尝试

理解阶级概念必须紧紧地抓住其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质,才能够更准确地切入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对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超越。马克思并不在＂纯粹哲学＂的层面或者＂纯粹科学＂的层面来制服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是将理论的聚光点打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上,这将唯物与阶级、阶级关系的存在论、阶级政治＂面向事物本身＂的政治属性等质性内在地凸现了出来。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婚配状况

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婚配呈现出几个典型特征：盛行同类联姻,主要在本阶级内通婚;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很多人终身不结婚,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这种婚配状况是这一阶级独特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处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试论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形式

民主这个词,最早产生于古代希腊社会,它的本意是指“人民的权力”。但是,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权力”,历来各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说法不一。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赋予民主这个概念以科学定义。列宁说过:“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     

《威尼斯商人》的法律解读

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不但是一部文学巨著,也反映了很多法律问题,体现了当时威尼斯人法律至上、契约等同于法律必须遵守的信条的社会现实。同时,一些法律规定并不公正,对＂威尼斯公民＂和＂异教徒＂在权利与义务方面区别对待。导致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一磅肉契约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公序良俗和社会正义。     

为什么法治必然要求法律解释

法律之所以需要解释,端在于人类创造的法律先天存在着诸多不足。人类理性自身的缺陷与追求无美不具的大全式法典之间的矛盾,使得人类要达致对社会生活的有效管理,就不得不对法律进行解释,以明晰法律的意义并弥补其不足;用以表述法律的日常语言存在的词不达意、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等问题导致法律的意义模糊,需要法律解释予以克服;语境转换导致的法律意义理解的多元化,亦需要通过解释辨明特定语境下法律的具体含义。法治需要法律解释,尤其需要法律方法指导之下的合理解释,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法治训诫。     

对法律本质的再认识

法律的本质是法学研究中一个基本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把“阶级意志论”作为法律的本质,今天,有必要对法律的本质进行反思。本文从社会契约论出发,提出了法律总是来自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在调整相互利益关系,约束自己的过程中形成的规则。法律制定以后,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律,那么实际上是违反了自己对约定的承诺,要他承担违约的责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这种制裁也不是别人强加给违法者的。立法者也一样要遵守法律,也不能违反自己所承诺的约定,否则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