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文档册及其史学功能

满文档册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满文档册现集中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档案馆。清朝的档案制度建设是官方史学活动的基础,因历次编纂实录或其他史籍,都要调集各类编年体档册作为主要史料依据。满文档册在记事上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并且具有内容广泛而记述详细的特点。它以编年体形式贯穿一线,完全具备历史载籍的性质,具有记录历史以传世的史学意识,在主观上有着使记事性档册成为历史载籍的动机,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功能。满文档册中还自觉地保持着满族文化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问题的典型范例,对于中国史学史及档案学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但由于很多满文档册还未经汉语翻译,加之清王朝的删削涂改,为我们研究清史和满族史也带来一定的障碍。     

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

清朝官方史学中融入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旨在将民族政治文化因素注入到官方史学的运行之内,具体体现在大量编录编年体档案册籍,修史多具满文文本,史官配备满洲员额,重视本民族发祥史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史等,表明满族统治者在官方史学上也有避免全盘"汉化"的心理.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还是归入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主流,承续了中国两千多年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其性质不能属于少数民族的史学,仅包含着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而已.这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漠视.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注入传统史学主流的进程,恰与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相一致.     

论研究史体例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中的应用——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为例

作为史学编年体体例,研究史是对历史过程中研究的研究。研究史的史学性质定位,决定了研究史学科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研究史对史学学科的对象定位,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研究史对史学研究目的的定位,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史对“史”本身的超越,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层面的创新。将研究史这种史学编年体体例应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揭示了其在中国研究的文献把握规律、理论运思规律和实践诠释规律。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于《清太宗全传》

近年来在中国清史研究上具有如下很大的特点:整理和出版了大量档案,根据和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以及为了编纂清史对清朝初期历史——指从明朝卫所制统治时期开始到1644年入关以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活跃了以《清史论丛》为首的各种有关历史杂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清朝初期历史研究的专著,先有周远廉著的《清朝开国史研究》(1981年5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有孙文良、李治亭二人合著的《清太宗     

“纪念满族命名36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

由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发起的“纪念满族命名36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5年9月3日至7日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国内各地的满学及清史研究学者近90人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就满学研究领域内的历史、社会、语言、文学、艺术、民俗等学科的诸多课题,进行了颇有收益的切磋研讨。会上有关满族史的讨论,出现了对“满洲”命名问题的关注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专家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特别重视。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如满族命名问题来说,本来就存在建国号为“清”之前是否曾有国号为“满洲”的争议需要澄清,另外,满族当年以如此少的人数能迅速统一全国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满族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还应当充分地加以评价。     

关于《清太宗全传》

整理和出版大量的档案并在这个基础上利用档案进行研究,以及为编纂清史做准备的清朝初期史(指从明朝卫所制度统治时期开始到1644年入关以前)研究呈现盛况,是中国近年来清史研究的重大特点;而这样的研究使以《清史论丛》为主的有关杂志活跃起来,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清朝初期历史研究的专著,先有周远廉著的《清朝开国史的研究》(1981年5月辽宁人     

档案、历史源流辨

在学科与学科之间,恐怕没有哪两门学科的关系比档案和历史更为密切的了。档案为历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使历史学科的存在成为可能。历史学科是档案的用武之地,离开了陈述和研究历史这一目的,档案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档案是矿藏,历史是对矿藏的开采和利用。 也正是二者的相关性,模糊了历史研究者对二者起源差异的认识,错把档案的起源当作历史学的起源。至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史学史的著作,无不例外地把档案的起源与史学的起源混为一谈。尤为不可的是,把中国古代商、周时期的档案人员(史官)当作史家,把当时的档案文献(“典”、“册”)     

欧立德教授与“新清史”研究——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教授

欧立德教授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清史研究以及新清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欧立德认为,开展清史研究不应该将清代史与满族史割裂开来,要致力于两者的结合。他强调,"新清史"寻求的是打破有关清朝历史的线性历史叙事,承认并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把学术探讨延伸到族群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与世界历史相关的领域,把满洲统治纳入到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把清代历史研究与世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满族及其先民的传统传播方式

历史上,满族及其先民使用的传播符号主要是原始符号以及满语和满文.其中以原始符号的使用为基础形成的传播方式主要有:标记、结绳记事、投物记事、填物记事、配物记事、鹿骨、神石为凭、图画、象形文字、火信、契刻记事等.这些传播方式在满族及其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满语是满族情感与信息传播的基本媒介,以满语为基础形成的萨满神谕和满族口传说部等是满族重要的史料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满族的发展,满文又得以创制,并广泛应用在档案记载,典籍翻译以及许多碑铭、印玺和钱币上,成为满汉交流、中西传播的重要符号.     

科研体制改革与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立以来，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和优势，目前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博士点和硕士点，其中中国古代史为国家重点学科点，并设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９５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历史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得到基地发展的专项拨款。 １９９６年“清史”被确定为教育部“２１ｌ工程”子项目，获得专项拨款，用作编修清史的前期准备工作。２０００年清史研究所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略论《明通鉴》的史学价值

《明通鉴》是一部叙述明代历史的私撰编年体史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著者治史态度、内容体例、史料价值和史学思想几个方面。     

《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年体异同

众所周知,编年体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史书体裁,历史上较早的史书皆用编年体编著而成。《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代东西方史学的代表之作。二者同为编年体史书,但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对比二者编年体的异同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史学发展的不同。本文着重从纪时、断限和对编年体的完善两方面对比两书编年体的不同。     

《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出版

满族史和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撰著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一书 ,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正文七章 ,3 0余万字 ,书前有著名满族史和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写的《序》。作者在书中通过满族几种婚姻制度和习俗在清朝兴起前后的变迁 ,探讨了满族在建立起统一的封建政权并接受汉族影响之后妇女的生活状况及发生的变化。《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出版     

内蒙古清代满蒙文书档研究近况

满蒙文书档资料在清史书档资料中占有重要地位。整理、翻译、出版清代满蒙文书档资料,对研究清史、东北与北方地区史,以及满族、蒙古族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内蒙古地区的满蒙文书档资料研究工作从70年代末以来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拟简述内蒙古近十多年来整理、翻译、出版、研究清代满蒙文档案资料的情况。     

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

满洲、满族和旗人、旗族等不同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弄清这些称谓的含义,是我们进入清史和满族史研究的基础和门径,多年来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由于学界运用这些名词时过于随意,从而引发混乱。本文旨在结合相关史料和历史背景,对这几个名词进行初步梳理,以期引发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锐意进取再立新功——发展中的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主要由一个省社科重点基地——满族文化研究基地和一个省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组成，如今已形成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即满族与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研究；高句丽、渤海与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随着许多优秀人才的加盟及学科各位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民族精神--兼谈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研究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认识传统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是从深层次上理解传统史学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内涵：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的珍宝。我们应当从时代高度重视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把社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时代思潮、哲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经、子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思考21世纪史学发展的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讨论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该包括历史观念史.困难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分工,如何体现?本文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例如司马迁征引春秋晚期已流传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观念,直到清末还不断被以史论作政论的作者援用.司马迁意在批判汉武帝君臣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而导致"国病"不治的经济政策.然而它的历史效应,在易代之后的盐铁会议上便已凸显.因此本文通过司马迁将扁鹊传奇和仓公医案相结合的专门史的文本考察,尝试探讨作为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的历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或为愚者一得.     

评张孟伦先生著《中国史学史》

近年来,中国史学史已成为历史科学领域里的一个热门学科,先后出版的有关专著和论文集,已有十多种。这十多种书,各有各的特色,有的遵循传统的目录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按顺序详加介绍;有的则试图运用新观点,对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进行剖析;有的则着力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研究,想要说明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这些各有侧重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和论文集,已经初步形成了这门学科内部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张孟伦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上、下册,最近已经出全,两册合计五十余万言,是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