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三大传统社会分层观比较——以“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得到”为分析视角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传统提供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观：＂阶级分层论＂、＂阶层分层论＂和＂分工分层论＂。本文拟以社会分层理论的中心问题——＂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为分析视角来探讨和展现三位经典大师是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讨了经典大师的理论方案对中国社会迈向更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层观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公民身份视野下中国底层阶级的形成

当前中国出现一种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是何种机制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检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对之做出解释。公民身份是一个同时包含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复合概念。公民身份的排斥性是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现行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下遭遇诸多排斥,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排斥。这些排斥机制造成相关社会层级的权利贫困和身份地位的底层化。公民身份的内在排斥性与国家的控制性思维紧密关联,只有改变政治控制思维以及以之相连的排斥性公民身份,才能遏制由制度排斥性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德、美两国宪法私法效力之比较

宪法只约束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公法关系,不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是西方法律的一个深远的历史传统。但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在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又产生了一个有悖上述传统的相同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对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人关系或私法关系的渗透和影响。德国与美国是产生这一趋势的两个典型国家,分别生成了使这种趋势正当化的两个典型理论,即"价值辐射"理论和"国家行为"理论。由这两个不同理论所指导的司法实践能够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以"中间社会"的构建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涌现出大量的社团组织,在学者的研究中往往被称为"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等.在社会学理论传统和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中间社会"这样一个中观的理论概念,其目的在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审视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借以思考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问题,这对社会学理论本身是一种推动,同时"中间社会"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实践内涵,有助于结合社会实践的具体情景思考中国社会进入后单位时期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问题.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及其当下隐喻

哈贝马斯以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建构,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进行学理的批判。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缓解或消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关系提供了＂哈贝马斯式＂的理论出路,即哈贝马斯所建构的用以摆脱市场崇拜或国家崇拜＂两难处境＂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关照在于,实现非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与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在程序过程和交往形式层面的＂耦合＂。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内里的＂问题意识即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当下的隐喻意义。     

“身体问题”研究及其现代意义

＂身体问题＂是现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论题之一,是＂现代化-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的产物,通过对＂身体问题＂研究的缘起、知识学传统中＂身体问题＂的梳理以及对这一问题的现代意义的讨论,反思身心二分的问题,探问身心合一的可能,阐明植根于劳动实践的人的身体的＂是-应是＂结构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福利研究中的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理论越来越被社会福利研究、贫困问题研究、弱势群体研究等方面所重视,并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本文对目前有关社会排斥概念的演变以及反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与研究视角。     

中国传统社会的身份特性

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典型的身份特性,身份是判定人们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基准。其发端可追溯至中华文明的＂轴心期＂——西周至西汉。传统社会的身份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社会结构呈现为＂差序格局＂;身份是人们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身份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身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     

论法律语言的意义和作用——自社会语言学跨领域的视角观察

长期以来,整个法律职业所通用的语言,无论是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的用语,抑或是形诸于文字的法条用语,或与当事人权益有切身关系的法律文件的用语,甚至是法学院课堂上的,较之于一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这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皆然。自从法律语言学的开山鼻祖DavidMellinkoff教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题为TheLanguageoftheLaw(《法律的语言》)一书问世以来,无论是法学界、社会学学界、人类学抑或语言学学界莫不从法律语言学视为具有独立生命力的学科出发,开始重视法律语言的社会地位、功能以及属性。无疑地,正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强、技术性亦高的职业,法律语言也就成了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特殊性的语言,象征着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若试图仅以这点来概括一切,似有见树不见林之憾。本文有鉴于此,不仅立基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更试图从“法律论述”(discourseanalysis)理论出发接近该问题,因为“法律论述”关心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其实际运用的场合与情境,牵动着诸多内外在、主客观的因素,一如国外的陪审团审判制度所显示。笔者在本文绪论中提出轮廓之后,接着第二部分再介绍语言的功能和作用并适时引入法律语言。继而第三部分围绕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体”或“语码”(code)或“变体”(variety)的论点,针对诸多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的复杂因素和理论,进行论述与比较。     

德语世界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概念发展脉络与相互关系——兼论社会工作的教育学取向

欧洲大陆德语国家的社会工作与众不同,其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多个基本概念并存以及社会工作有着鲜明的教育学取向.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概念并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教育学最初作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职业分支领域,是对家庭日益弱化的社会化功能和教育功能所进行的一种补充和替代,而社会工作最初作为面向成人的救助性工作和福利服务工作,是对家庭日益降低的社会保障功能所进行的一种补充和替代.历史上,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是分开发展的、成为两个不同的职业分支领域.社会教育学发展成为一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它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当今,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已趋于交汇和融合,但同时保持其各自独特性.两者的共性在于:个体和家庭的社会化任务由社会和国家承担、两者均致力于减少社会困境.对两者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显示出:德语国家的社会工作有着鲜明的教育学色彩和取向,当然这一取向基于对现代教育学和广义教育(而非狭义教育)思想的理解.     

晚清改籍问题的社会史考察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 ,国籍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过去学者多从华侨与国籍法的角度立论。本文则从社会史的视角 ,重点考察 2 0世纪初年“改籍”风潮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的表现、动机和危害 ,晚清朝野的反响与对策 ,进而探讨国家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与困境。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解读的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关于费尔哈的提纲》第十条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简单地解释为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解读使人们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发展史,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出发,才能掌握其本质内涵,正确解读《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的本真含义。     

市民社会与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再发现本文的目的在于重新提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我们认为,一个恰当的市民社会概念能够解决当代的社会分析及社会运动所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而言之,这一概念还能说明使民主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计划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当代社会运动在坚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的一些基本方面的同时,以不同方式接受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国家-经济三重构架。这些运动还综合了自由主义者们关于个人权利的观点,黑格尔、托克维尔等人关于社会的复合性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团结要素的观点,以及哈贝马斯和阿伦德关于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观点。我们试图论证,与这些运动和观点相关的现代市民社会概念     

控制力与协调力——论社会行动理论的实践内涵

在对古典及当代社会行动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提炼出为被已有的社会行动理论所忽视,且为行动者开展行动所必需的两种能力:对行动的控制力及在行动中展现出的协调力,并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索性的界定。行动者的控制力包括:(1)个体行动过程的前三个阶段(包括主动需求阶段,确定目标与动机阶段以及意图与筹划阶段)中所体现的知识和意见的真实性;(2)体现在行动过程第四个阶段(即"作为"阶段)中的个体行动能力;(3)当行动的效果与期望不一致时行动者对行动本身的修正。协调力包括:(1)行动者与自身的协调与平衡;(2)行动者与其他行动着的主体的平衡,以及同一个体在不同行动单位之间的转换时的平衡;(3)行动者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基点的展开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性研究

若欲对市民社会这一主流语式作一深入研究,须把握几个基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的自治及限度、内涵的多层次与包容性、社会的内涵及该理论的历史沿革及实证;而其历史变迁又可归纳为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与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剥离;其历史发展也实践着市民社会的不同层级概念:描述性、规范性与价值性概念;尽管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及中国市民社会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等问题观点不一,虽然简单套用易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扭曲和忽略,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形态间全无共同点,尤其当引入现代性思考维度来思考未来中国发展时,不能说其在中国语境中无意义,市民社会的合理建构是中国现代化须作出的努力。     

走向新古典外交：传统战略文化的回归与中国周边安全新战略

新的安全形势呼唤新的安全理念。当前中国＂新外交＂的发展趋势是走向＂新古典外交＂。以周边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而言,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战略思维的回归,以传统＂二元互补＂为核心内涵的关系思维取代当前以＂二元对立＂为主导特征的机械思维;第二,战略身份与战略目标的回归,即重新思考自身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及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身份建构问题;第三,安全手段和行为方式的回归,即超越牛顿世界观的单纯机械制衡,转向重构地区认同、社会化地区国家、再造体系文化和体系规范。     

从偏差到“体现”:对“残障”意义的社会学理解

残障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经验.为了反抗残障的生物医学话语,社会学内部诸多理论传统通过不同的研究范式来解释残障现象.本文理清和呈现不同理论传统中“残障”的不同意义,提出残障概念的四个理论面向:社会偏差、社会压迫、日常经验以及身体“体现”,具体分析这四类理论面向产生的背景、基本论述及内部的差异性表述,评述其解释力及其局限性,旨在通过系统的梳理社会学视角下残障研究的理论脉络,了解西方语境下残障的社会学意义,为中国残障研究的开展和本土残障理论的建构提供借鉴.     

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为例

近年来,深圳市社会工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标兵＂。与此同时,深圳市专业社会工作者流失比较严重,社会工作者流失率逐年攀升。伴随着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如何看待社会工作者身份的建构过程和遭遇的＂重重危机＂,已成为我们必须追问的问题。本文试图在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去探讨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社会工作机构、同工、居民等各种社会力量,是如何与社会工作者自身一起建构和形塑了社会工作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以期通过这些考察与探讨,去了解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现状,并希望从此角度去理解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提出改善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现状的一些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