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古学与如来藏教之融释——《大乘止观法门》唯义论玄义

南岳尊者慧思大师之《大乘止观法门》,依如来藏教而融释地论、摄论唯识古义,与后世慈恩所弘唯识之学,颇见教门开合之异趣。空谷希音,创解奇发,于理于义,极善成立,发皇大乘唯心,慧光足照千古,论其玄理幽旨,可比肩《起信》称双璧焉,或即思师晚年自用之秘密行法。兹于论中简择撮略其要,与彼唯识古今之学互检对勘,略辨南岳大乘止观之玄义。     

《中观心论》所传之吠檀多派原人思想

“原人”思想是吠檀多派直接继承吠陀、奥义书学说的最佳体现之一,但由于留存文献极少,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翻译并解读梵本《中观心论》第八《入抉择吠檀多之真实品》及其藏译古注《思择焰》中有关原人思想的集中论述,分析了早期吠檀多派有关原人的定义、特性以及意义等,同时考察了早期吠檀多派原人思想的文献依据与学说渊源,借以提供研究早期吠檀多哲学的新资料与新思路。     

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

日本的“批判佛教”是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曹洞宗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曹洞宗宗门大学、驹泽大学教授衿谷宪昭、松本史郎和伊藤隆寿等。“批判佛教”的内容涵盖了宗学批判、佛教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问题批判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仍然是佛教学批判。正如松本史朗在其宣言式的论文《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重要思想基础的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实体论或“基体说”（dhAtu—vAda）。其实质是肯定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而这是与原始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无我”或“空”的思想相矛盾、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如来藏概念与佛性、本觉观念密切相联,“批判佛教”的倡导者对如来藏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阿的佛性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批判佛教因为其立论的挑战性和研究方法的争议性而在日本佛学界、中国佛学界乃至欧美佛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本文拟以末木文美士教授、花野充道教授、桂绍隆教授、织田显祜教授等的研究为中心,就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批判佛教”的回应做一概观,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意义做一简要分析。     

汉藏佛教中观思想初传时期的不同特点

本文对中观思想在汉藏两地初传时期各自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从传入的年代、面临的处境、思想的传承和学说的特色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佛教中的“心性清净”与“如来藏”思想

佛教修习或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涅槃或成佛。这就需要论证信众达到这种目的的可能性。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心性清净"和"如来藏"观念就是在进行这种论证时经常涉及的。"心性清净"观念在佛教中较早提出,而"如来藏"观念则是在吸收改造"心性清净"等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和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对理解佛教基本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以及佛教能广为传播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     

一生二，二生三，三实为一——《大林间奥义书》中的梵我思想

本文通过对《大林间奥义书》中三种转生方式的解读,得出佛教所反对的轮回转生中的“我”是指具有独立实体的“我”,而非作为事物和生命之“大全”的“梵”。因此,如来藏的思想是有其合理根据的。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王永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过多篇光辉著作及讲话，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说明与论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一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     

功利论和道义论的对立及其超越

功利论和道义论都是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认为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道义论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忽视、甚至扼杀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由此,二者在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关系上是对立的,在工具性和目的性关系上也是时立的.功利原则把行为所获得的功利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道义原则把行为的道德根据归结为它本身的善及符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因此,功利主义所提出的义务是实质性的;道义论所提出的义务是形式的.功利论是在工具或手段意义上来使用道德的;道义论是在目的意义上谈论道德的.因此,功利论提出的是相对的义务;道义论提出的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义务.集体主义道德避免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片面性,实现了时功利论和道义论对立的超越.集体主义道德不同于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它不为利己主义行为作道德上的辩护和论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集体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道德也不同于以"群体本位主义"为基础的道义论,因为后者是用虚假的集体来压抑、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实现了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统一,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的统一,也体现了道德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论阿英的新文学史料学思想及其前瞻性

作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阿英树立了与时代同步的史料观,并以史家宽广的眼光和标准来观照史料。他较早地认识并阐述了新文学版本的重要性,形成了独辟蹊径、逐渐成熟的选文思想。他不仅以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评判文学史料的价值,而且大胆地肯定被作家本人所删弃的作品的史料价值;他不仅阐述了日记、书信的历史参考价值,并且在确认"文坛指掌图"价值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史料工作的特殊价值和独立品格,将其与文学创作视为是同等重要的学术事业。研究阿英的新文学史料学思想及其前瞻性,对于正确认识史料工作的地位,激励研究者致力于史料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存论建构中的时间论题及其表达困境——海德格尔的时间思想管窥

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核心论题。虽然海德格尔对时间及其在生存论建构中的境域作用确有诸多深刻洞见,但其时间问题在生存论建构和表达上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并没有顺利完成用时间来阐释存在的任务,其时间绽出样式和有终性的时间生存论建构面对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表达困境。     

论皇侃《论语义疏》的训诂价值

作为承先启后的南朝义疏之学的代表作,皇侃《论语义疏》在训诂形式和训诂内容方面都出现了与汉注和宋明理学不同的鲜明时代特点,具有独特的训诂学价值。     

论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思想

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进行社会变革的同时,十分重视妇女的解放,并把妇女解放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介绍了维新运动前的社会状态对女权运动的影响,分析了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的主旋律,并指出了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思想的缺陷.     

史论·论史·论论史——中国史学上“论”之指向的几次变化及其启示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南朝萧统所编《文选》,其中以"史论"标目而选辑有关史家所撰史论文字,当是较早提出"史论"这一概念者。宋代学人扩大了"史论"的范围,同时又提出"论史"的概念并加以运用。至清人浦起龙注释《史通》一书时,明确地区分"史论"与"论史"各有所指,进而提出"论论史"的概念。其间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充分表明中国古代学人对于"论"的理解、兴趣和广泛运用。这一优良传统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值得重视。     

柏拉图理念论的法治思想评析

柏拉图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位经典作家,他最早提出了法治思想。柏拉图法治思想内核主要表现在:法律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和平和谐与安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要成为“法律的仆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依法民主选举产生;要加强执法和法律监督,建立一个包括监察人员、护法官以及其他国家各级官员在内的监督网络,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理论特点,具有一定自然法倾向,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渗透着理想主义乌托邦情怀和法治人治结合的理念。柏拉图法治思想的提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宇宙生成论、绘画起源论、主体创造论的同一说--关于石涛"一画论"的美学思想

石涛试图以哲学的高度,把他对绘画的全部认识贯通起来.他以"一"这个道家特殊的哲学概念替代了以往画论中的"道".这是介于"道"与"万物"之间的一个概念.一方面,它有"道"的生成意义;另一方面,又是物自体."一画"是人类依据于自然的创造,它打破了自然的原始状态,铭刻上人的意志.石涛在继承中国哲学关于宇宙起源、艺术起源学说基础之上,又强调了艺术家主体创造的因素.以此冲破因袭的成法,创造出一个"我法".所以石涛认为,受先于识,要把握一画之法,就要强调艺术家自身对自然的感受,固守成法必然导致自我感受的丧失,惟有不受任何概念束缚的"一画"才能真实地表现自然,也表现自我.     

论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

迄今为止,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中,对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的认识仍然很不够.本文通过对陈亮思想中的"理欲统一"的道德观和"义利合一"的价值观等几个基本特征的阐述分析,表明了陈亮作为浙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其事功之学不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且它也已超越了传统儒学泛道德主义的化约论立场,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入到传统的儒学系统中去.陈亮之学开创了在宋儒注重道德心性修养的价值关怀之外,构建新的思想范式的途径,同时又以其所具有的丰富蕴涵和思想特质,极大地丰富了浙江固有的历史文化精神,形塑了浙学的优秀传统.     

法学研究型教学的基础论略

传统法学教学过于追求客观性、确定性,这与培养创新型法律人才的目标不相契合。客观性、确定性的实现主要依赖演绎的思维范式,而逻辑演绎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法学不与自然科学分享本体论,因而在方法上也不应直接援引其方法论。法学主要关切理解,在诠释学看来,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因此,传统的真理观也并不适合法学。在法律问题上教师并没有独断真理,正确答案只在于师生的互动对话中。这是法学研究型教学的根基所在。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范祖禹及其所著《唐鉴》的影响

范祖禹史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五年。在这期间,司马光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除司马光致范祖禹的《答范梦得书》体现出的谆谆教导之外,范祖禹《唐鉴》中所载的诸多史事和史论,也随处可见司马光的影响。因此,《宋元学案》将他归于涑水门下,并认为他得其纯粹,不无道理。然而,范祖禹的史学观点与司马光相比,依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对正统的坚持,对帝王心性的重视,都超越了司马光,而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因此,亦是在《宋元学案》中,以他为华阳学派的开山始祖。因此,范祖禹对司马光史学思想的继承、发扬以及改造,也是他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