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行税利分流办法的可行性研究——对牡丹江市实行税利分流试点方案的研究

一、税利分流政策出台的理论根据、历史背景和牡丹江市试点方案实施的“小气候”(一)税利分流政策的理论根据1.它鲜明地体现了兼顾国家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原则,在根本上区分了国家根据两种权力不同性质和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从而划清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两种不同管理职能。有利于国家逐步实现政企分开的改革设想。马克思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①他在说这一段话以前阐明了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的关系。他说:“‘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两段论述充分说明了任何国家都具有这两种管理职能,而税利分流政策的制定就是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的。它的优点在于明确了     

紧急状态与社会治理——紧急权力理论基础述评

古代国家存在某种至上的“国家伦理”或者“国家价值”,推崇“必要性中无法律”的“正当性”.当外敌入侵或强大的国内阴谋将要推翻现存的政权时,基于国家理由的“正当性”就可以实施紧急权力.在现代,在“古典正当性”被“宪政”“民主”“人权”等现代概念耗尽的背景下,为实现保存国家这一目的,如何用成文宪法规范紧急权力已经成为看似矛盾但又必须实现的“合法性”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紧急权力理论的梳理,着眼反恐时代的美国问题,试图寻找紧急状态下行使紧急权力的思想路径.     

论民间法的社会权力基础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国家法以国家权力为保障。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起源于原始习惯,二者的互动与互补既符合历史的逻辑,又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的发展,社会权力是民间法实效的重要基础,应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性平台。     

国家

“国家”作为涉及社会政治组织的概念,较普遍的用法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人们的团体;较特殊的用法是指政治制度。现代的政治理论家们,一般都把国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联合形式(周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它通过其目的以及贯彻那些目的的方法,通过其领土、主权,把自己区别于其他联合体。国家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暴力所支持的法律体系来保持秩序和安全。国家权力的行使局限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而在这一范围内,国家拥有最高的权力。     

论“一国两法”与特殊单一制

本文认为,1997年和1999年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后,国家结构形式将自然地从一般单一制过渡到特殊单一制。作者预测了特殊单一制三个特点:(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一般又特殊;(二)特别行政区权力既有小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的一面,又有大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甚至近似于邦联成员国权力的一面;(三)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既是中央授予的,又是宪法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作者由此断定:只有这种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才能符合我国今后特殊国情,才能既有利于促进和巩回国家的和平统一,又能有利于保持和发展特别行政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以联邦制模式求统一,虽然也是一条可供考虑的思路,但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以邦联模式求统一,不仅不能统一,反而会强化和固定分裂,是一种倒退和反动。作者探索了特殊单一制与“一国两法”的关系,主张以“一国两法”和大宪法来体现和维护特殊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权力运行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坚强决心，对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关注和研究执政中的权力、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途径问题。一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会导致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严重影响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妻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规范行政权力是防治腐败的必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权力缺乏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从规范行政权力入手,将所有可能被滥用的行政权力严格限定范围并辅之以公平化、规范化的措施,是防治腐败的必要手段。本文试以国家行政权为例,探讨规范权力、防止腐败的途径。 一、通过法律设定并且限制行政许可权的范围,是规范权力、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置的行政权相比,我国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对公民和法人财产权影响的行政许可权)比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弱小的传统有密切关系。行政许可权作为国家对社会活动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它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工具。因此,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也就成为防治腐败、规范权力的一个重要的     

论葛兰西的“阵地战”理论今日面临的挑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应采取“阵地战”,因为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市民社会扩大领导权的过程,也是组成新的历史联合体(工农联盟)和建立新的集体意志的过程。国家权力可以说是一种关系,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也是权力关系,权力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强制机关中,也分布在整个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占优势的领导权原则是取得国家控制权的前提,但是“阵地战”并不排除用暴力斗争对付国家的强制机关的可能性,即使这样,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只能以市民社会中力量对比取得根本性的转变为前提,否则最后胜利就不能得到保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强大的和复杂的市民社会作为后盾,也就是从私人组织、学校、教会、宣传媒介,到城市和农村的团体、工业家和大     

传统权力向现代权力的转型:私人性行为视角的观察--福柯权力理论的应用与扩展

当今中国,“传统权力”正处于向“现代权力”的转型期,传统权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斗争的结果注定是现代权力取胜。从私人性行为视角看,我们应该以游戏的心态来看待性与权力的关系,因为权力的存在同样是性所需要的。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权力平衡：业主维权困境的破解

当前业主维权面临最大困境是遭遇制度排斥与非制度瓦解,其深刻背景是当前权力分布的不对称和失衡,即国家-市场-社会间权力依次呈递减的格局。唯有实现国家权力的让渡、社会权力的增强,使“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形成有效的权力平衡模式,才能真正实现业主维权困境的破解。     

政治多元论还是民主集中制

西方国家中最近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多元化的社会,而不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现有的那种较少民主的“僵硬划一”的制度。西方世界的某些左派政党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把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民主”的概念同多元论混为一谈。持这些看法的人的出发点是: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必须有它自己的政治组织以及体现它们利益的机会。这些政治集团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应能互相竞争。但在执掌政权以后,这些集团中无论哪一个也不应为其自身的利益攫取全部权力,而应当表达“普遍的意愿”。在一个国家中,每个政治集团都有真正的机会来对政府事务发表意见,进行监督等等,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中国海权内涵探讨

本文在西方和中国对“海权”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自身海洋状况,对中国“海权”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探讨。从而得出,由于建立在法权基础上的海洋权益存在着现实困境,仅认为中国海权等于海洋权益是不够的,分析中国“海权”应有中国视角。中国特色的“海权”应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海洋实力(海洋硬实力和海洋软实力)、海洋权益(海洋权利和外围海洋权益)和海洋权力(海洋硬权力和海洋软权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海洋实力是前提,海洋权益是目的,海洋权力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海权三要素”的内在关系,并对海洋权力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阐述。     

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再组织:对上海市杨伯寿工作室的个案分析*

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观察，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在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的作用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试论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形式

民主这个词,最早产生于古代希腊社会,它的本意是指“人民的权力”。但是,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权力”,历来各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说法不一。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赋予民主这个概念以科学定义。列宁说过:“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     

论科学构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

民族法学学科属于新兴的年轻学科,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还没有“法定地位”和“法律身份”,“借壳”于民族学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民族主体、民族权利(权力)、民族行为规则和民族责任成为科学构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四大件”:民族主体发挥主体效用,成为民族法学研究的主体要素;民族权利(权力)构成民族法学的核心关键;民族行为规则引领民族法学的方向、路径和方法;民族责任成为民族法学的“兜底责任”,共同构筑出特色分明、本色纯正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     

调控失灵与社会的生产: 以房地产业为个案及个案拓展

房地产业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性格。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失灵根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的不一致,权力化市场制造了市场强势：一方面封闭了中央调控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瓦解了社会成员自组织的抵抗行动。“强政府”体制的弱调控力这一悖论事实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放权”的内涵：从“放权于地方”的内部权力分配转向“放权于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国家与社会“共建”关系格局,联合对抗权力化市场的侵蚀,这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生产”的根本出路。     

漫议“权力信贷”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达尔把权力称作是一种“影响”,即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其中某个人可带动别人采取行动。但现实社会中人们理解的“权力”和政治社会学中的经典概念不尽相同,所谓“有权的”就是“当官的”,这是在“官本位判”盛行的社会中一种不平等人际关系的观照。一个政治系统时权力既缺乏内部调节,又没有外力约束,而仅仅靠权力的拥有者牺牲利益来保持廉洁,那么这个政治系统就会权力膨胀,如同经济系统中通货膨胀一样权力作为“通货”,其拥有者可以依仗别人的拜权心态而创造出一些附加权力来,就好比企业产品有信誉,很容易得到贷款一样,权力也可有“权力信贷”生活中这类现象比比皆是:譬如,迁个户口,调个工作,槁架彩电,以及小孩入托、上学、招工什么的,有时候只要有意无意敲敲边鼓:“这位是××长的××”事情似乎就格外方便一些,尽管那位××长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批条子”;再如两个才智水平相当的人,人们总是更青睐其中那个父亲是××长的,因而也就更容易受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