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胤刘绘交游考

作为明代重要的巴蜀文人张佳胤,诗与王世贞、谢榛等人齐名,被王世贞称为"后五子".张佳胤终身与其师重庆太守刘绘交谊深厚,少时受刘绘的知遇之恩,喜兵法,仕宦通达;尽管刘绘"磊落负奇气",张佳胤"神敏而精藏",但二人意气相投,多有诗文唱和;且刘绘固以古文辞名,亦影响张佳胤咀萼掇实先秦两汉文,魏晋盛唐诗,屈宋杨马赋;刘绘诗风"铿鍧宏丽",张佳胤"词气纵横而乏深致".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王世贞“自足”“自得”思想探赜

"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是诸多研究者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认知,然而这一结论却将王世贞原本多元的文学思想进行了简单的固化,此种对某一作家高度概括、高度抽象往往会导致作家独特个性的缺失。细读王世贞文集,不仅像"文必西汉,诗必盛唐"这样的结论难以成立,而且还能发现其文学思想中有"自足""自得"的一面,虽然王世贞一生"多历情变",前后期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但是这种观念始终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王世贞晚年退居弇山园,旖旎的自然山水淘洗其心灵,呈现出"自足""自得"的思想倾向。     

诗意地旅行——简析王世贞武当山诗歌

明朝"后七子"之一王世贞才华横溢,以诗文闻名于世,独领文坛二十余年。他与武当山有着不解之缘,任郧阳抚治期间,游历过武当山留下五言、六言、七言杂咏共百余首诗歌。本文拟从王世贞和武当山的关系入手,通过写景、记人、述事和慕道四方面对王世贞武当诗歌作以分析和研究,揭示其中深层次内涵,并挖掘其现实意义。     

李调元诗歌本质论初探

清代巴蜀著名诗人、学者李调元有论述诗词赋戏曲的理论著作四十卷。从人类发展的角度,他认为诗歌是"天地自然之乐",人情应当同于天籁;从哲学的角度,他认为万物源于气,人也"禀气成形",进而认为"忧悲喜怒,人之气也"。为此,他鲜明地提出"诗道性情"的观点,进而提出诗歌当抒发真情,所谓"语语从肺腑中流出"。这种诗歌本质论较前人有重大突破。     

《尚书·胤征》舞容与后羿传说的蕴意

古文《尚书·胤征》与征战无关,《胤征》叙事关乎历法修正,关乎仪式舞蹈;《胤征》之“征”,不能读为征战之“征”,而是正历之“正”;“胤”与“羿”发音近似,胤即羿,“胤征”与“后羿射日”内涵一致;“胤征”与“后羿射日”是同一传说的分化;被视作“历史”的“胤征羲和”与被看成神话的“后羿射日”,都源于《山海经》,反映的都是上古先民测天修历的实践。     

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

一般认为,韩国理学家李栗谷以"气发理乘"反对李退溪"理发气随",其实在理发、气发的问题上,栗谷的真正思想却与退溪的立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不都构成矛盾。在本体的层面栗谷认可"理发而气随之",在作用的层面他赞成"气发而理乘之"。所以在两人表面矛盾的概念和命题形式下(栗谷批评理发气随),实质上的思想却有一致的地方;而两人命题一致的形式下(栗谷赞成气发理乘),却含有对气发的不同理解。因此,退溪、栗谷思想的异同不能简单根据主张气发或理发的说法来判定,需要根据其文本作细致的思想分析。     

从文学到经学:荻生徂徕对王世贞的发现与接受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在中年时期接触到明代文学家李攀龙和王世贞的著作,受二人影响创立了古文辞学说.就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而言,一方面受到其诗文观念的影响,编选《唐后诗》申明了取法盛唐的诗学主张,又编选《四家隽》确立了"修辞"与"尚法"的古文追求;另一方面也为其经学思想所启发,形成了政治色彩鲜明的经学观....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北宋王回兄弟文坛交游考述

北宋王回兄弟在当时文坛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苏颂与刘敞、刘攽兄弟等文学名士是其少年时代之同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其座上名士盛多,曾有＂聚星＂之说,而王氏兄弟即身在此列。仁宗嘉祐间文士鼎盛,王氏兄弟与王安石、曾巩、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刘敞、刘攽、常秩、孙侔、王令等人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交游团体。王氏兄弟三人均不幸早逝,以至于其文学活动戛然而止。然借助于这些交游者的笔墨,使王氏兄弟的性情特点和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     

试论张承志与石舒清书写之异同

通过比较张承志、石舒清两位回族作家对西海固伊斯兰文化及其民众的认知与书写，分析了两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伊斯兰文化、信仰、民众、审美观四个方面的异与同。张承志是以理性和激情经由艺术的途径来接近“圣”的空间，以审美的方式去践履他的神圣价值观；石舒清是在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一“圣”的空间之内生活和写作的，他的文学表达在意义上更接近于伊斯兰教的本质。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试论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的一个侧面——以《清真教考》为例

明末崇祯年间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卷首所附《群书集考》的资料系袭自《清真教考》；清康熙年间成书的马注《清真指南》一书抄录了作为《清真教考》序跋的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与张忻《清真教考序》的部分文字；清雍正年间成书的刘智所纂《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九、二十部分不仅在资料方面有明显承袭《清真教考》之处，其资料编纂的举动本身也受到《清真教考》的影响。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中一个虽然不甚重要却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侧面，即在伊斯兰教教外产生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文献在回族宗教学者中的传承是有其影响和积极意义的，为当时中国回族的文化创新提供资源，这一继承的过程是民族文化自觉与创造的反映，符合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上升时期的表现。     

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上海盛产女作家,海派三个阶段性代表人物均为女性。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文本有着相通的精神实质和不同的时代所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格调。     

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相当丰富而独特。他论文宗奉“六经”,同时兼取陆、王心学;既强调文章的现实功用,又不忽视散文的审美特性;尊崇史传,却不排斥其他文章,主张文史兼济;对散文文体不作细分,详谈“叙事”、“论事”二法;提倡“法古”,同时重视文学的时代性与独创精神。     

张浚与新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继承父说,在南宋初新学影响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主张元祜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又受举荐他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影响,倡行孝悌之说,并在独相期间,打压洛学,促进了新学在南宋初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张浚又与赵鼎共引洛学之士,甚至有禁新学之举,对新学有一定的抑制。秦桧当政,张浚被贬逐在外十余年,最终与反对和议的洛学之士打成一片,信奉道学而排斥新学。从张浚崇、抑新学的历史来看,除了有时代、家庭、师承、荐主等因素外,打击政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求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突显出南宋初年学术与政治的利害纠葛。     

张谦宜《絸斋诗谈》与清初格调诗学的承传

张谦宜《絸斋诗谈》保留了其师杨师亮及其本人的诗说,其特点是以文法讲诗,或不免流于细碎,但也形成思理详密的长处,既长于阐释通行的诗学概念,也善于揭示诗作运用的技法,与王渔洋神韵论所代表的山东诗学主流殊为异趣,可以说是明代格调派到乾隆间沈德潜格调诗学的一个桥梁,是格调诗学在清初的守护者和承传者。     

千古文章未尽才-解读金末短命诗人王郁

生活于金代后期的王郁是一个年青而富有才华的诗人,率真任情乃其个性;他不满当时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章合韩柳之文辞与程张之理学,以“唱起斯文”自任;还要求在“复古”中革除诗弊。其存诗虽极少,但仍有特色可寻,他擅长于乐府诗的创作,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