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

儒学研究在台湾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儒学与新儒家哲学两大分支。传统儒学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十分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其间两岸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影响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一个阶段里,由于蒋介石个人的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从重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思想大加推崇,而将儒学思想与三民主义相比较而研究。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儒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在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它与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过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相互交汇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集中表现。     

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本土化与民俗化

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以后,实行殖民化教育.在台湾人民武装反抗下,日本暂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灭绝政策,使儒学在书房、诗社等的形式下勉强继续传承.日本镇压了武装反抗以后.加强对书房的管理,使儒学传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台湾人民为保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把儒学融入台湾的历史文化中,在文学、史学、宗教、民俗、宗族等日常生活中保存儒学,使台湾儒学逐步本土化与民俗化,实现儒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转换.即使在灭绝中国传统文化的皇民化时期,台湾民众也以各种本土民俗方式隐蔽地保存儒学传统,直至台湾光复.     

儒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的文化发展——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综述

<正>2011年9月27日至29日,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山东曲阜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爱尔兰、奥地利、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哈萨克斯坦等16个国家和地区、83个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在民主、开放、和谐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围绕"儒学的普世价值与社会文化发展"这一主题,就"儒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儒学创新与当代文化建设"、     

台湾社会儒家思维的体现

本文以观察台湾地区社会的一般生活,对台湾家庭的宗教信仰、崇敬祖先,台湾法律的规范,台湾民间的生命关怀活动、社会服务的道德体现,与人际互动的利他行为,全人教育与生命教育的传承,基于儒家思维与中华文化传统,提出体现观察的叙述,提供研究台湾儒学传播的参考。     

社会发展视野中的岭南文化和传统儒学——"岭南文化、传统儒学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台湾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儒学研究会和广东石头记饰品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共云浮市委宣传部与云浮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协办的"岭南文化、传统儒学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7-10 日在广东省云浮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7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44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和报告,与会专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传统儒学与岭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道东之传”——明清时期儒学在台湾的传入

儒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清代以及清代之前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明朝末年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阶段,这一时期儒学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军中府中上层人物在治军和施政的基本过程中,以儒学思想中的东林和浙东学派为主,强调反清复明与民族大义。另一是清领台湾以后,儒家思想以官学的方式系统地进入台湾,并以朱子学说为主导在全台湾逐渐建立起目的在于教化民众的儒家思想教育体系,真正使儒学精神成为台湾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而大量的儒生,不管是由大陆渡海而去的,抑或是后来在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他们都作为当时当地儒家思想的承载群体,在确保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的同时,亦作为推动文教事业发展的主体,为台湾社会的秩序建立和不断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跨学科研究思想与社会的新尝试——"中唐以来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办的“中唐以来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16日至18日在天津召开。此次会议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和中国大陆、台湾的文、史、哲及相关学科专业的110余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近百篇,中外学者在中唐以来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及互动关系这个大主题下,围绕多方面的论题展开争鸣。现对会议集中讨论的几个议题综述如下。关于中唐以来儒学的转型问题,王新春(山东大学)指出,以经学为典型形态的汉唐儒学与以理学为主要…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面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台湾新儒家哲学

台湾的现当代新儒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所面临的是西学东渐,传统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他们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台湾新儒家一直强调的是在文化研究上的现代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国粹派方式。比起他们的前辈师长,台湾新一代新儒家在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方面有着更多的层次和更自由的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能参与到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与解决过程中。台湾目前的新儒学学者已经明显地从老一辈的"卫道"情结转化为一种客观而平和的学理探讨态度,尤其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发展儒学问题上,希望按前辈的学术思路"接着说"下去,而不是"照着说"。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概述

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就20世纪下半叶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研究的分期、高山族及平埔族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台湾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海外华人研究、社会科学中国化研究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处及其在当代新文化中的位置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炎黄子孙在数千年劳动、生息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山于儒学中具有合理因素与封建主义因素并存的两重性,所以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具有两重性。研究和探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处,以及儒学在当代新文化中应占的位置,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使之为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简评港台新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论

现代新儒家发端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儒学的不满,梁漱溟、熊十力等主张重新评价儒学。他们以现代的标准对儒学作出新的解释,借西学弘扬儒学。大陆解放后,一批知识分子到了香港、台湾。其中一些人继续走前辈新儒家所开创的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就是突出代表。强烈的怀乡感和文化寻根意识,使他     

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

针对把儒学“地方化”从而使对儒学的研究变成为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倾向,作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在思想史领域强调或偏重儒学研究中的小单位地域性的重要性,而忽视儒学分布的统一性和儒学思想的普遍性,这是片面的。本文强调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都不是地域性的学派,也不能归约为某种地域的需要或地方社会结构的反映。作者指出,夸大地方性社会结构对文化思想的作用,把学术派别全归为地方社会利益的反映,把这种研究与对思想本身的研究对立起来,从而排斥对思想本身的哲学研究和分析,这种倾向是值得检讨的。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国际比较的视角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科举文化圈"形成与解体的重要背景。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科目设置、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在东亚教育史上,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从废科举过程考察,东亚存在国别差异。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

经典诠释是儒学产生和言说的基本方式.通过对<尚书>的经典诠释,儒家拥有了王道理想、圣贤意识和天命崇拜的观念,依此先在的信念儒者展开了自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追求.因而我们在探讨儒学的本质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儒者的理论体系自身.在探索今天的儒学复兴问题时,要深入地研究儒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要从儒学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认识和探索.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儒学资本主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其实质而论,也不过是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贯倡导“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体西用”那一老套。近年来,他们对“儒学资本主义”又颇为乐道,好像这为他们坚持“文化复兴”路线又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应归之于中国儒学的文化教养。儒学不但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比其他一切文化都更适于经济的增长”,“更适合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现代化也正是“儒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所以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西夏儒学研究综述

通过梳理学界对西夏儒学研究的相关成果,目前学界对西夏儒学的研究主要分为整体性研究和西夏文化、文学、儒释关系等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今后西夏儒学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持续深入：一是西夏儒学与教育的综合研究;二是西夏文儒学经典文献的研究;三是儒学对西夏政治体制运行的影响;四是西夏儒生群体的研究;五是西夏文化的多元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