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及其反思——以《黄河大合唱》与《车过黄河》为例

在中国现代具体文化语境中,新诗中的"黄河诗歌"不仅是抒写黄河本身和借黄河景观的描绘来寄托个人情思的诗歌,而且是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相伴相依,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直接表达了其现代性意义的诗歌,而出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黄河"后来又成了代表性的解构对象.本文以<黄河大合唱>与<车过黄河>两首诗歌为例作出比较分析,对"黄河诗歌"的现代性表征作出了解读和反思.     

论抗战时期穆木天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现实促使穆木天诗风由早期的象征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为家国生存和民族战争而书写成为穆木天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抗战时期,穆诗多以揭示苦难、控诉罪恶、呼呼抗争为主题,充当"时代喇叭手"的历史使命,虽然强化了穆诗的时代性却削弱了诗歌的艺术色彩,但穆诗仍在色调和意象选取、结构体式等方面显出特色。     

论诗歌精神重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并将是21世纪诗歌创作的一种常态.在诗歌现实中,"个人化写作"显示出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力量,前者保存着诗歌独立精神和艺术超越;后者异化、分裂或消解诗歌的整体精神,使诗歌沦为"物化诗歌"和"时尚诗歌".基于诗歌发展的现实要求,在诗歌与社会政治的新型深度对话关系上重建一种诗歌精神,将是诗歌"个人化写作"真正的活力所在.     

袈裟下的现代孤独者——论废名诗歌传统与现代对接的艺术特征

废名诗歌传统与现代的艺术特色,在现代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废名诗歌以传统和现代结合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对温(庭筠)李(商隐)诗词传统的继承,承续了晚唐诗歌风格,也转化和指向了对荒诞现实世界的指认;用禅宗“公案式”思维结构诗歌,披上了佛家顿悟和哲思的袈裟,也转化和指向了现代人的虚无和寂寞;选择繁密的佛家经典意象,营建了一个参禅悟道的集合生成的意象群,也转化和指向了现代派的唯美—颓废.废名用传统的方式表达了现代人的感受,其传统“袈裟”外衣下包裹着的是现代人的孤独和寂寞.     

论"诗是经验的传达"--中国现代诗学观探讨之一

"诗是经验的传达"是在中国现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本质观之一.其主要内容是诗歌直接来源于人生的经验,经验的特性是私人化与个性化,诗歌经验中应当存在着很强的戏剧性因素,从生活经验到诗的经验有一个转化与消化的过程.它标志着九叶诗派诗人的诗观达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综合的更高阶段.     

《诗经》中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多年的诗歌。作为我们民族最早的诗,我们先民对自然和宇宙发出的第一个声音、第一句歌唱,它对我们后来的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也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奠定着我们民族基本的情感表达方式。本文试从上帝与祖先、自然与万物、战争与和平四个方面,解读《诗经》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及其对后世文化、文学的影响。     

《J.A.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时间和意识分析

反映了艾略特早期的创作思想深受柏格森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时间"和"意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在中,"时间"和"意识"不仅成为诗歌主题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作者用来表达主题的重要手段和技巧.借助"时间"和"意识",诗人探索了普鲁弗洛克身处的现实世界和他的内心世界,并通过种种意象的并置,分析了普鲁弗洛克在现实时空下的人格分裂和无所行动的深刻根源,并借此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状况,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和农民往往承载了沉重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和激烈的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学通过其深切的生存母题、臆喻模式、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在文化表述中的重复使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也是现代中国人接续文化传统、连通集体意识、呈现现代困境和政治忧惠的重要途径.将文学性的乡土叙事与民族志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基于"写文化"层面的跨学科凸显和"修辞"研究获得的科学性地位,通过清理乡土诗学与文化政治、乡土叙事与民间经验及"民族-国家"想象的细微关系,有助于理解、解释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幻象"及其"诗性逻辑".     

闻一多诗歌创作浅探

闻一多的诗歌内外兼修,既注重"内的原素"("幻象"、"情感"),也关注"外的原素"(声、色),同时还在自己的诗歌中倾注了诗人特有的精神质素。从《红烛》到《死水》,乃至他1930年创作的《奇迹》,我们不难发现,创作主体内部纠缠着的"纯情"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下,诗人所承受的苦闷的精神重压,也正是这种重压造就了诗人的创作成就。     

宋代"限书令"与"华尊夷贱"观念的变化

宋朝重文轻武,导致在对外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北宋与辽、西夏开始处于平等外交地位,而非先前附庸主从关系,中原士人第一次在"积贫积弱"的现实与"夜郎自大"的理想之间惶恐着.对此,北宋实行了一系列限制或禁止书籍流向外族的政策,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原士人关于民族忧患意识的萌发,另一方面反映了"华尊夷贱"观念的变化.     

论"新边塞文学"的革命性与现代性叙事

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十七年,受国家的边疆开发建设政策和热潮的影响与驱动,在诗歌、散文、小说、电影文学中出现大批描写和表现边疆和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此可称为"新边塞文学".在主题类型上,表达边疆民族与共和国建国的革命历史诉求的一致性,表现边疆民族和人民生活与爱情的纯真与浪漫,成为主导叙事.但在这些革命性与浪漫性的诉求中,隐含着阶级与民族国家等现代性话语;同时,在叙事模式上,依然存在着与近现代中国历史结构和文学史结构中已生成的现代性叙事相似的范式.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是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采用的侧重点不同的翻译方法,归化法的侧重点在于目的语读者,而异化法侧重点在于源语作者。在翻译"表达型"文本时两者要结合使用,缺一不可。文中还探讨了在中、英诗歌互译过程中,归化法用于转译双语诗歌中的"意美",异化法用于转译诗歌中的"形美"和"音美"。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对不同类型的文本应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由于欧美文化的强势地位,在翻译我们民族文化所独有的特色时,应采用异化法,以保留我们的文化瑰宝,提高汉语文化的国际地位。     

诗性智慧的本体阐扬

诗歌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诗人在思想中相应的定位从来就是人们乐于探讨的话题,但近两个世纪对圆融高妙的诗性智慧的强烈诉求却包含着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真意.诗歌的源创性不仅在于时间的先行性,更在于的逻辑上的先验性.诗人在其间的"立法者"地位担当起"神与物游"的中间环节,而使诗歌的创造性能力得到进一步阐扬.同时本文所说的"神"不仅具有美学与宗教的意义,更具深刻的现实关切,乃属现代人走向自我成熟的必经之途,实是企望某种新型文化对现实的救渡,或者是"人"的"创世纪"之方略.     

穆旦诗歌: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

在穆旦诗歌1940年代最为重要的战争主题背后存在着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一种借以克服和"消化"残酷战争经验的现代政治意识。这一政治意识虽然难以摆脱当时自由主义群体及其民主自由思想划定的范围,但却进一步将穆旦引向现代政治意识的精神基础。于是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命题。在穆旦诗歌的社会总体图景背后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基督教图景。由于战争经验的刺激,穆旦经历了从历史正义到超验正义的精神突变,但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一种诗性正义。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为他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想象提供了相应的道德内涵。(1)     

论穆旦1945年正面描写战争的诗——以《退伍》《农民兵》为例

穆旦在1945年这一特殊的年份下,写了一系列有关正面描写战争的诗歌。但这些诗歌并不是对战争做单一的描写,而是将其以往诗歌中的诸多特质,如,将关注底层、怀疑与反思精神等融入其中。穆旦通过《退伍》与《农民兵》展示了"多余"的退伍兵和"苦难"的农民兵两类士兵形象,完美地将直面战争、关注底层和思考战争融合到一起。对这两首直面战争、关注底层、充满怀疑与反思之作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穆旦1945年的诗歌创作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苦难在这一时期显现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黄河泛滥使黄河流域内人民的生存和生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民族战争和阶级压迫使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辛。代表诗人葛葆桢目睹黄河灾害后,悲愤诘问咆哮的黄河;郭沫若聚焦战争中的黄河,借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狂呼战斗;艾青浸染着土地的忧郁,用火热的心消溶着北方人民的苦难。三位歌者诗歌中的苦难抒情,最终落在对光明的执著,以及对扫除苦难的力的期盼上,其中涌动着具有生命活力的民族精神。     

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年代诗歌综论

论文站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对1990年代诗歌进行了全面反顾,在论述其诗学来源、表现形态、文本特征等的基础上,深入辨析了这十年中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和重要现象,如"叙事"、"口语"、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女性诗歌的变化,等.作者认为,1990年代是一个杂语共生的时代,中国诗歌处于急速的转型之中,而这一转型过程尚未完成.     

论唐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的思想意蕴

唐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的作者大体可分为亲历西域者和未能亲临西域者。亲历西域者的心态与情怀积极乐观,未亲历西域者的诗歌纪实性相对较弱。屯垦戍边诗既展现了屯垦戍边者的艰辛与奉献,歌颂了戍边将士昂扬豪壮的时代激情与靖边卫国的英雄气概,也再现了西域风物、民族和睦、文化融合等社会现实,同时还反映了战争带来的痛苦,以及人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现代性:一种反思的角度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