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在赋体骈律化中的作用

明代徐师曾把赋划分为四种类型：一古赋,二俳赋,三律赋,四文赋。根据赋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前三种是赋的主要历史变异形态,而文赋不过是对汉赋的超度复归,因此就赋体发展的直线走向来讲,由散趋骈,由骈而律是其衍变的主脉络。本文认为,赋体文学向骈律化方向发展与这种文体本身的形态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这中间又贯穿了文学语言音乐性的审美追求     

小说家《宋玉子》试探

《隋志》对小说家的理解源于《汉志》,其在子部小说家《燕丹子》附注提到的《宋玉子》,不应该是在集部著录的《宋玉集》,而是一部在唐初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既是著名辞赋家,也是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他的赋家和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与利用俳谐言语娱乐君王的俳优颇为接近。俳优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一支,而谐隐、俗赋是俳优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隋志》编者对宋玉的重视以及对小说的理解,使其对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子》给予了特别关注,其所确定的宋玉的小说家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文选》所收宋玉五赋真伪考

<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这五篇宋玉赋,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它们是宋玉所作本没有问题,但是受"五四"疑古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文选>中所收宋玉赋的真实性.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认真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文选>所收五赋是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宋玉的作品.     

《高唐》《神女》主旨新探——兼论宋玉赋作中的"娱君"问题

关于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前人甚多分歧,有讽谏、寄寓、主淫、言情、心理疏导等看法.由文本入手,结合宋玉文学侍从的社会身份,我们认为,其主旨当是取娱君主,也即"娱君".由此可论及宋玉赋作的主要倾向:无论是以<高唐><神女>为代表的长篇之制,还是以<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为典型的短篇对问,其赋作都普遍具有着娱悦君主、调笑取乐的创作倾向,多体现出诙谐幽默的娱乐品质与游戏特色."娱君"对于后来赋作宫廷化、游戏化的道路有甚为显著的影响.     

文赋的形成

文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形成的一种赋体.议论化是文赋的重要特征,这与儒学的复兴、科举由重诗赋到重策论的转变、律赋的议论化风气密切相关;情理相得、理趣盎然是文赋的又一特征,于平静中追求深刻哲理的文人情怀,散文抒情化功能的加强是形成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文赋的语言风格与中唐以来辞赋和骈体文的散文化趋向、宋代的破体为文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从辞赋源流看李白对宋玉的继承

在李白的诗文中,赋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是一个光辉的存在。宋玉是其后所有赋体作家在文体上的始祖。李白作赋,注意学习前人,他尤其推崇宋玉。李白是宋玉赋体文学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宋玉是李白的精神生活引导人。李白学习宋玉,宋玉学习屈原,二者非常相似。后人之于前人,既有文脉承传,又有人格敬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留意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突出事例。李白既是唐代的伟大诗人,又是唐代的重要赋体作家。在今存李白诗文中,标明"赋"者一共八篇,而实际上与赋体式相近的李白作品则多于此数。李白有几首赋和诗表现了对宋玉的深厚感情。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宋玉研究的新高度——评刘刚教授《宋玉辞赋考论》

屈原与宋玉是我国文学史上早期辞赋创作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历来屈宋并称,他们对后世文学都起到了久远而重大的作用。但是,人们对宋玉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的认可,却远在屈原之下。后世眼中的屈宋差距,不仅在创作中,亦在人格中。并且,随着宋代以后人们对宋玉作品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历代学界贬抑宋玉,认为他只是屈原所创辞赋的后继者,且其作品"没其风谕之义".这是受班固观点影响的后果.刘勰未走汉人以"风谕之义"评宋玉的老路,其<文心雕龙>立足于"论文".并注重实证研究,在具体剖析屈宋荀三家作品的基础上,论述宋玉有与屈原同创辞赋之功,然后再分辞、赋为两体,阐明宋玉与荀卿同为赋之鼻祖,且有使赋体成熟之功.刘勰反复论述宋玉所创的夸饰、淫丽艺术,是写赋的"立体之大要".因其"号依诗人"而"渊岳其心",即赋的思想内容丰富;因其"自铸伟辞"而"麟风其采",即赋的文辞彩丽夺人.宋玉赋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笼罩千百年赋家之心,给后世五彩缤纷的赋作注入了活力,厥功大矣.我们不应囿于宋玉仅为屈原后继者的成说,而是要恢复宋玉仅次于屈原而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这一地位.     

宋玉《微咏赋》辨识

由于《微咏赋》晚出，引起研究者的怀疑，明杨慎、胡应麟以为“宋玉《微咏赋》为宋王微《咏赋》之讹”，然其所论是为臆说，不足为据。考《微咏赋》代巫山神女立言，实为借神女之咏叹，抒写作者沉沦、流离之情怀。以之与宋玉生平遭际和思想情绪相比较，甚是吻合。又考《微咏赋》韵例，符合上古语音的用的规则，实非后世人所能为。因此，宋玉《微咏赋》绝非南朝宋王微《咏赋》之讹；宋玉确有作《微咏赋》之可能；即使不能肯定《微咏赋》为宋玉所作，至少也应当承认它是两汉时期的作品。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它的体制与表现手法同汉语的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关,故其产生仅迟于诗歌,而其创作一直延续至现代。赋的四种体式中以文赋为主体。文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或"复古",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有关,同时也体现着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赋的发展史给中国文学将来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东坡赋的艺术特色

苏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上的主盟人物。他富于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在自己所纵横驰骋的各个文艺领域,几乎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在赋体文学方面,他沿着韩愈、杜牧开辟的散文化的路子,在欧阳修赋体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赋的体制,使颇受形式所束缚的赋体文学得到新的解放——他既吸收了赋体本身一些固有的艺术特长,又把散文的若干写法带进赋的疆域,提高了赋的表现能力、艺术技巧和感染力量,从而增强了赋的艺术生     

汉家气魄自我肯定的形式——汉赋形式的审美意味论纲

一定的文学形式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在改造自然和自身的漫长历史行程中主客体统一的审美意味,因而它比个别的文学作品也就必然地含有更深厚、更久远的历史内蕴。纵观中国文学史,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赋与诗总是走着大体上同步对应的发展行程:汉赋与汉乐府、东汉小赋与文人五言诗、俳赋与讲求声律的六朝诗、律赋与律诗、文赋与词;另一现象自汉至清,历代有成就的文学家大都从少年开始进行读赋、写赋的艰苦练习,接受赋体文学是形式的陶冶,培养把握汉语的特殊表现功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的技巧。因此,探讨汉赋形式的审美意味,其意义也就远非止于汉赋本身、远非止于汉朝一代的审美理想。     

论宋玉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原因

从汉到唐确立了宋玉辞赋宗师的地位,宋玉的文品与人品深为李白、杜甫等人所推崇;从晚唐到现代,宋玉一步步变成了风流才子、偷香能手、陪笑的弄臣,甚至是无耻的文人和叛徒,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剥夺殆尽;当代,因唐勒赋的出土,宋玉赋的真实性得以证实,宋玉又从狂妄自大、没有人民性的“封建帮闲”上升到“文坛圭臬”,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宋玉形象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学术界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