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科学的人生观”论

人生观和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切与体认,是人生观主体对客体从价值-层面上进行归本性的省察和确认,自信为“善”后,从而形成的一种对人生的看法,它的人生的旅途中,为人的行为以及人生道路的抉择起着一种范导性作用。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及其时代与思想背景

一、“科学的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从1923年2月到年底,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简称科玄论战)。论战在所谓“玄学派”与“科学派”之间展开.玄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绝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科学方法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人生领域及人生观最终必然由自然规律和必然法则所决定和支配,也即必然由科学规律所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1]由此可见,方法论在胡适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长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胡适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他通过批判,总结工作,撰写出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哲学史专著。从近代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讨,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一从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审视中国哲学史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哲学史面貌。胡适作为一个服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家,其哲学观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哲学史观也迥异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1919年,他继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凭自己的学历,运用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与方法,撰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后又有《戴东原哲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纲只论及先秦古代哲学(故后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以后,胡适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而对宋明清的“近代哲学”,胡适没能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但他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觏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延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力作.然而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力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胡适没有写下一篇直接论述来明理学这一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时期”的重要文章.所有这些力作的一个共同宗旨都是反理学,所有这些力作中的主人公包括李觏、王安石本质上都是反理学的哲学家.由此便决定了胡适那融杂于这些著论中的宋明理学观的基本倾向:反理学.     

论胡适的创造观

五四时期,创造观念和科学、民主观念一起受到知识精英的普遍关注。胡适对“创造”的诠释带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创造观。他从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向度诠释创造,既为创造找到存在论的根据,又为创造揭示了认识论特征与价值观意蕴。     

胡适的史料观管见

胡适史料观的基本思想包括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细心搜求史料"注意搜集史料,在搜集实践中不断扩张新的史料;提倡保存史料,并注意保存的方法.其二是"小心求证事实"注重史料的辨析与史料的运用.而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正是他一以贯之倡导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同时,胡适还将史料的辨析、考证和梳理工作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审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     

评胡适的抗战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胡适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坚定的民族信念。他极力主张民族自救,并提出许多救国举措。在对日政策上，胡适从不抵抗的低调逐渐转变为为抗战奔走呼号；在外交上，他强调国际路线不可抛弃,显示了一定的政治远见性。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以后，他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也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靓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廷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论文，却没有写一部系统的宋元明清时期的“近代哲学史”。如果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著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他没有写过一篇直接论述宋明理学的文章。他的近代哲学文章的一个共同…     

胡适白话文学观再评价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无论是其哲学思想基础,还是方法论,都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文学内容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实用主义哲学效果至上的原则,使他选择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这恰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将胡适斥为形式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把胡适文学观的优长和特色当作缺点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其说是建构一种文学体系,不如说是为文学革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实用主义使胡适文学理论的缺陷与它的优长显得同样醒目和突出。     

论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观

胡适的文学史观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但他并未将形式主义文学观贯彻到底.胡适的＂八不主义＂主张包含了对思想与情感的关注,在表达新文学的基本特征时,他提出了＂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新文学建设目标,但也注意到新文学应是＂活的文学＂和＂有生命的文学＂.胡适文学史观的形式主义倾向及这一取向未能贯彻到底,与他接受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及文学审美本身乃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重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观

胡适曾多次表示他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体验与看法.胡适喜欢“中国文艺复兴”这个题目的起因来自《新潮》的英文刊名,而它的历史根据主要有三: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是对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复兴,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类同;中西两个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类解放要求”,反映了个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而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的解放,所凭借的强大精神武器应是“赛先生”即科学精神或科学人生观,与“德先生”即德莫克拉西或人文主义所结成的坚固思想同盟.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贡献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对其历史局限认识不清又是一种遗憾.     

论胡适的跨文化传播观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一个本体论的事实。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一旦发生碰撞,自然就产生跨文化传播问题。胡适身处新旧思想升腾喧嚣的转折时代,他对文化的移植问题十分敏感,也颇多感触。其中不乏精彩之见,本文于此稍加梳理。（一）工具合理性行动近代以来,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主要不是主动的,文化的交流从一开始,就带有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传播工作方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学贯中西的胡适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他认为,中国处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文化上比不过西方;既然国门已被打开．双方的交往已不可避免…     

“破坏性重述“:胡适新的文学史观的构筑

将中国文学按表现工具分成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与正统的僵化的死文学,这一文学史理论假说,是胡适文学史研究的主要贡献。胡适提出新文学的来源皆在民间,打击了贵族文学与传统思想。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中的“破坏性重述”,思路新奇,见解独到,框架体例别致,但也存在着许多空疏与偏颇。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胡适被“逼上梁山”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致力于新文学革命,提倡白诗文,写作白话诗,成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这自然与他接受国外教育和他的实验主义哲学等思想有关,但也与他受到当时一班留美的文人朋友的反驳有关,其中有梅觐庄(光迪)任叔永(鸿(?))唐擘黄(钺)等人。梅觐庄竭力反驳胡适把中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